Page 127 - 《社会》2021年第6期

社会·2021·6

情”，虽然张光直宣称其“二分制”研究最大限度地尊重了“史料”（陈星
灿，1996：72-83），但对“原始”图景的痴迷却隐隐驱赶着他，这与“社会
学年鉴学派”的影响脱不了干系。
张光直颇推崇李宗侗之学，后者曾师从葛兰言。 关于商代的“二分
制”，张光直（ 1965： 356）说：
商人有无昭穆制？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只能回答说，史无
明文。 但李玄伯（李宗侗）早就说过，“昭穆两字至今未见于甲
骨文。 商人或无分级（指分为两级），或有分级而另用他种名
称，不以昭穆为级。 若观分级为初民社会常有的现象，或以后
说为然”……这个假说是本文讨论问题的一个关键。
他借李宗侗之口，说商代大抵是有“二分制”的，其言下之意便是，
商代距“原始”（即初民社会）相去不远。 可见，对“原始性”的追求自始
至终都伴随着张光直的“二分制”研究。 李宗侗对“初民”的认识来自留
法时莫斯、葛兰言的教育，也来自他对库朗热（Fustel de Coulanges）与涂
尔干的熟稔（李宗侗，1948： 序言）。 张光直的“二分制”研究也有类似的
知识背景。
张光直“二分制”研究的出发点是商王室的亲属结构。他多次表示，
这是受到李宗侗与葛兰言的影响（张光直，1963a，1965）。 李宗侗赞成莫
斯、于贝尔（ 2007：128-143）的观点，将中国古代的“族”与“姓”理解 为
“共同性质”（即“曼那”），他仿照涂尔干对图腾组织的研究，试图从族
团内婚禁忌的角度理解周代的“昭穆制”，并推测商代也应有类似的“二
分制”（李宗侗，1948： 33-41），这无疑启发了张光直对商代二分现象的
探索。 葛兰言（Granet， 1939）则在《中国古代之婚姻与亲属制度》一书
中，基于礼书对亲属称谓、婚姻禁忌、丧服制度的规定，复原了周代的亲
属结构。 隔代交替的“昭穆制”将家族的直系链条划为“昭”“穆”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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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一些特殊亲属称谓的多义性， 葛兰言将其归因于舅甥继承的
“交表婚”。 但他也意识到，昭穆之二分，距《尔雅·释亲》中亲属称谓的
“ 八分制”还差四倍，而在《礼记》对婚姻禁忌与丧服制度的规定中，四
代恰好也是家族世系的基本周期。 由此， 他重建了一种复杂的婚姻制
度：周代亲属制度的基本形式是 A、B、C、D 四个家族间舅甥相传的“交
表婚”，其中，A、C 属于一组，B、D 属于一组。 在每一世代中，A 家嫁女
13. 如“姑”同指父之姐妹与配偶之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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