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06 - 《社会》2021年第5期

商业社会的人性与政治

是公共法律和习俗的确立，还是强有力的干预和惩罚，“商业社会”绝非
一个无需国家和政府保护，可以通过“纯粹贸易关系”建立的“自然自由
秩序”或无需国家的市民社会。 31 !相反，它始终需要国家和政府的有力
支持，社会关系的基础和最终保障都是政府和成文法，“如果没有政府，
就无法和平生活”。只有建立政府，进而建立具备普遍效力的法律，商业
社会性的培育和技艺 的进 展 才不会因为种种障 碍 而止 步（Mandeville，
1988：II. 263）。 所以，在分析商业社会的秩序图景及其人性基础时，我
32
们依然无法将国家排除出理论视野。 !只有突破当代社会分析的“无国
家”倾向，重新引入国家和政府，才能恢复现代道德哲学的完整视野，准
确 地 理 解 现 代 社 会 的 道 德 基 础 和 政 治 意 义 （李 猛 ，2012：87 -106；
Verburg， 2015： 662-691； Norton and Kuehn， 2006： 939-986）。

四、国际图景与国家力量

在曼德维尔的分析中，“国家”不仅对维持和平的商业社会秩序至

31.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何洪特这位始终关心“商业社会的政治”的学者会在思想分析
中严重低估国家的重要性。 他对“商业社会性”的考察以普芬多夫对“自然自由”和财产
权确立的分析作为焦点，尽管强调人性中的贪婪、猜忌和野心是“具有破坏性和反社会
性的要素”，甚至是“人性的永恒特征”，但是与霍布斯强调的国家相比，洪特所阐释的普
芬多夫理论只需要依赖教化，“所改变的只是教化程度，而非心理学基础”。 虽然“霍布斯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生活的文明化标准（ civilized standard of living）
与政府的出现相关……并非是一个必须的联系”，“社会理论和国家理论必须更为彻底
地分离开来”（ Hont，2010: 180-183）。 普芬多夫对商业社会性建立过程的分析就体现在
他对“政府的起源和人性需要的满足”的区分上。 因此我们不难看出，为何洪特的“商业
社会性”理论与国家学说缺乏有效的理论关联，仿佛商业国家理论中的“商业”和“国家”
依然是脱节的。 曼德维尔提醒我们，如果无视国家秩序的重要性，商业秩序的全部逻辑
乃至洪特关切的“商业国家的政治”都无从谈起。
32. 经济思想学者赫希曼（Hirschman，1997）指出，现代商业社会秩序依赖于早期现代西
欧思想的重大发现，作为平和激情的利益追求可以制衡暴烈的骄傲激情。 他的观点把现
代经济秩序的兴起（尤其是现代经济学的人性理解）回溯到更大的思想史图景中。 正如
阿玛蒂亚·森（Sen，1977）评论的，这是赫希曼“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但是，曼德维尔却成
了这个分析思路的显著例外，因为这位思想家不能借助利益驯化激情，而必须借助国家
这个“改造和教化的中介”（a transformer， a civilizing medium）。 即便引入了国家，曼德维尔
依然无法揭示实际的“运作方式”（modus operandi），如何安顿激情看上去仍然是一个“谜”，
只有在赫尔德和黑格尔的手中将其演化成历史哲学， 完成一种与当时的科学狂热相悖
的“炼金术式变形”（alchemical transformation），这个谜才算破解。 所以，曼德维尔很难被纳
入赫希曼的经典叙事当中。 事实上，格格不入的曼德维尔正暴露了赫希曼在理 （转下页）

· 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