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07 - 《社会》2021年第5期

社会·2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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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重要，更加实质的问题在于面对国际秩序的生存压力。 !从西方政治
联合体的发育形态 上看 ， 围 绕 德性安 排统 治秩序和生活 方式 的古 典
“政治”模式逐渐被“国家”这种新的联合体（civil association）以及围绕贸
易交往为核心的“社会”所取代（ Tilly，1990；Ardito，2015）。国家作为早期
现代政治组织的胜出者，象征着一种组织集体力量的崭新模式。 曼德维
尔对商业社会人性的理解背后是一个更加实质的政治哲学问题， 即如何
理解 18 世纪新出现的现代商业国家的力量优势。
霍布斯作为现代国家哲学及理论模式的奠基者， 他的契约建国学
说常常被视为阐释现代国家合法性的理论基础， 但是学者们往往忽视
了其合法化的对象是所谓的“至高权力”，由此可见，霍布斯国家学说的
实质是澄清主权者如何合法地动用统治臣民的力量。 利维坦依托臣民
服从主权者的意志而成为“真正的联合体”（veal unity），以便主权者根
据自身判断采取必要行动，维护国家的安全。 至高权力不仅用于维持国
内和平，也要建立共同防务以防范外敌入侵。 契约建国的思路指出，自
然状态下的不同个体达成信约， 放弃在该状态下合法使用自身力量的
权利，并将这一权利让渡给主权者；由此，主权者可以合法地动用臣民
“授 予 他 的 权 力 和 力 量 ”（hath the use of so much power and strength
conferred on him）。在任何涉及公共安全与和平的事务上，主权者使用的
不是个人的力量，而是属于共同体的共同力量（common power）和最高力
量（supreme power）。 因此，依赖法权化的契约路径最后指向了最高权力
的理论，这也是霍布斯始终关注的权力问题的结晶（Hobbes， 1994： 81、
106、 109）。
但是， 商业的兴起为理解现代国家所获得的巨大力量提供了一个
新方式。 在曼德维尔笔下，商业国家的力量首先依赖大量的税收，而税

（接上页） 解人性方面的单薄，以利益计算来制衡激情的人性理解，摆脱国家而独立地考
察现代社会经济秩序的形成和内在逻辑，这种做法本身就是相当非历史的。 正如赫希曼
也注意到的，新的人性理解背后是 17—18 世纪西欧国家摆脱宗教和内战冲突、建立新
公共秩序的历史进程（Hirschman， 1997: ix、 xii-xiv、 17-20、 134-135）。
33. 事实上，要理解 18 世纪法国崇英派思想家关注的“英格兰政体”问题，就无法脱离当
时英格兰所处的欧洲国际秩序。 无论是光荣革命达成的“革命协定”（Revolutionary Settlement），
还是此后持续半个世纪的军事—财政国家建设和道德论战， 其背后都贯穿着建设现代
商业国家的主线， 这才是理解 18 世纪英国思想的历史性“语境”（Brewer， 2005:110-115；
Castiglione， 1992: 155-179； Pincus， 2009: 30-45、 305-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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