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02 - 《社会》2021年第5期

商业社会的人性与政治

困境在于，“我们无不怀着一种对于政府的明显欲望， 但是却缺少相应
的能力”（nature should send us all into the world with a visible desire after
government, and no capacity for it at all）（Mandeville， 1988：II.230）。 23 最
终，托勒楠（ Tolonen，2013：80-83）不得不承认，自然情感对建立公共秩
序提供的帮助仅限于社会的初生阶段。 哪怕将社会性奠基在不断改善
自身的欲望上，社会性依然会促使个体为了自身的利益着想，道德演进
的关键仍然是人为制度。
这一分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托勒楠面对的两难困境。 他在《蜜蜂的
寓言》第二卷中发现的自然情感之演进尚不足以建立大型社会秩序，但
如果将社会秩序奠基于成文法和政府保障等道德发明（ moral artifice）之
上， 曼德维尔与霍布斯则相差无几。 事实上，“政治社会性”（political
sociability）正是促使托勒楠把曼德维尔和休谟、霍布斯置于同一阵营的
原初动力（ Tolonen， 2013： 21）。 于是，为了维持曼德维尔和霍布斯的差
别，托勒楠（ Tolonen， 2013：93-97）转而强调，第二卷的关键变化是小型
社会建立的约定（convention）对政治家立法的制约。 换句话说，人为建立
的道德体系不是政治家的任意发明，而是与人性倾向保持一致。 即便立
法者在建立秩序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 统治技艺也只是以往几代人的
24
工作累积。不过，这一看法很难得到文本的支持。 !事实上，曼德维尔提
出了完全相反的理解，推测历史的关键环节是成文法的确立，成文法一
旦确立，“其他一切会迅速到来”。而且此前小型社会的支配秩序并没有
太多积累文明的可能，只有成文法得到确立，野蛮人才真正摆脱了因模
仿他人而产生的粗俗和雷同， 走上文明化的轨道（Mandeville， 1988：II.
335）。 托勒楠（Tolonen，2013：82-83）从繁复的文本分析中准确地抓住了
曼德维尔对现代社会道德理论发展的最大贡献： 发现了人类才智和技
艺成果的积累性。 但他并未准确地把握曼德维尔试图传递的关键信息，

23. 这无疑是对霍布斯（Hobbes， 1998： 24-25）论断的回应，“即使人生而具有欲求社会
的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生而具有相应的结成社会的能力。 欲望是一回事，能力是另
一 回 事 ”（ even if man were born in a condition to desire society， it does not follow that he
was born suitably equipped to enter society. Wanting is one thing， ability another）。
24. 事实上，曼德维尔所说的“几代人的共同劳动”并不是用来描述托勒楠所说的“统治
技艺”，而是像造船这样的生产技艺和礼貌（ politeness）这样的社会风俗（Tolonen， 2013：
97； Mandeville， 1988：II. 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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