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10 - 《社会》2021年第5期

商业社会的人性与政治

秩序的向往只是不合时宜的乡愁，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勤勉、忙碌和德性
上的不足不仅促成了社会的繁荣， 而且有助于帮助国家维持国际政治
安全。 生活在现代国家当中的我们“不可能既享受安逸舒适，又不面对那
些不便之处”（ Mandeville，1988：I. ix）。“私人的恶，公共的善”这句格言
如谶语一般， 揭示了追求力量的现代国家在道德处境方面无法克服的
根本困境。

五、曼德维尔思想的意义：商业国家的奢侈和力量

通过以上的分析不难发现，曼德维尔在 17—18 世纪西欧政治思想
转折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人性论角度看， 曼德维尔通过引入
“礼貌的社会性”来阐释“我们眼前的人”所处的自然状态，并借助“我
们的自然”在自然状态与主权国家的二元对立结构中打入一个楔子，为
商业社会的发育提供了空间。 另一方面， 曼德维尔并没有因为引入了
“类的社会性”而放弃政治在秩序建立过程中的奠基性地位。 尽管原初
家庭可以培育社会性的萌芽，但只有在统治者的成文法支配下，社会性
才能获得持久发育的机会。 因此，与洪特偏爱的普芬多夫相比，曼德维
尔在人性学说和国家理论之间建立了更为实质的关联。 曼德维尔没有
在“政府学说”之外另寻一套满足自然欲求的“社会学说”，用来阐释以
财产和贸易体制为核心的“自然自由系统”和培育礼仪的文明空间，相
反，在他的理论体系中，政治秩序不仅是文明发育和商业交往的基础，
也是商业社会和法律统治的最后保障。 因此，洪特关心的“商业国家的
政治”才能在曼德维尔的理论视野中找到落脚点。
洪特（ 2017： 364-403）在分析 18 世纪政治道德思想史 时曾指 出 ，
面对商业社会的兴起，欧洲思想界在当时发生了两场不同的论战。 无论
是古代派和现代派对奢侈问题的争论， 还是现代派内部不同阵营对经
济发展和道德处境之关系的探讨，曼德维尔都参与其中。 但洪特将二者
切割开来考察，并在思想史研究的“历史”维度上取得了成功，这恰恰使
他错失了曼德维尔的“思想”意义。 事实上，曼德维尔借助“私人的恶，
公共的善”这句格言，有力地表述了他对现代商业社会的犀利诊断：现
代国家如果想要在国际秩序中幸存， 必须在国内培育起以成文法和产
权秩序为基础的大型商业社会；更进一步而言，商业社会的繁荣必须借
助臣民的骄傲、贪婪等诸多人性层面的恶（vice）。 因此，国家幸存所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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