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10 - 《社会》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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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社会的人性与政治
秩序的向往只是不合时宜的乡愁,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勤勉、忙碌和德性
上的不足不仅促成了社会的繁荣, 而且有助于帮助国家维持国际政治
安全。 生活在现代国家当中的我们“不可能既享受安逸舒适,又不面对那
些不便之处”( Mandeville,1988:I. ix)。“私人的恶,公共的善”这句格言
如谶语一般, 揭示了追求力量的现代国家在道德处境方面无法克服的
根本困境。
五、曼德维尔思想的意义:商业国家的奢侈和力量
通过以上的分析不难发现,曼德维尔在 17—18 世纪西欧政治思想
转折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人性论角度看, 曼德维尔通过引入
“礼貌的社会性”来阐释“我们眼前的人”所处的自然状态,并借助“我
们的自然”在自然状态与主权国家的二元对立结构中打入一个楔子,为
商业社会的发育提供了空间。 另一方面, 曼德维尔并没有因为引入了
“类的社会性”而放弃政治在秩序建立过程中的奠基性地位。 尽管原初
家庭可以培育社会性的萌芽,但只有在统治者的成文法支配下,社会性
才能获得持久发育的机会。 因此,与洪特偏爱的普芬多夫相比,曼德维
尔在人性学说和国家理论之间建立了更为实质的关联。 曼德维尔没有
在“政府学说”之外另寻一套满足自然欲求的“社会学说”,用来阐释以
财产和贸易体制为核心的“自然自由系统”和培育礼仪的文明空间,相
反,在他的理论体系中,政治秩序不仅是文明发育和商业交往的基础,
也是商业社会和法律统治的最后保障。 因此,洪特关心的“商业国家的
政治”才能在曼德维尔的理论视野中找到落脚点。
洪特( 2017: 364-403)在分析 18 世纪政治道德思想史 时曾指 出 ,
面对商业社会的兴起,欧洲思想界在当时发生了两场不同的论战。 无论
是古代派和现代派对奢侈问题的争论, 还是现代派内部不同阵营对经
济发展和道德处境之关系的探讨,曼德维尔都参与其中。 但洪特将二者
切割开来考察,并在思想史研究的“历史”维度上取得了成功,这恰恰使
他错失了曼德维尔的“思想”意义。 事实上,曼德维尔借助“私人的恶,
公共的善”这句格言,有力地表述了他对现代商业社会的犀利诊断:现
代国家如果想要在国际秩序中幸存, 必须在国内培育起以成文法和产
权秩序为基础的大型商业社会;更进一步而言,商业社会的繁荣必须借
助臣民的骄傲、贪婪等诸多人性层面的恶(vice)。 因此,国家幸存所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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