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3 - 《社会》2021年第5期

社会·2021·5

发现，社会经济状况、家庭状况和种族状况是影响城市社会区分异的三
个主因子（Bell，1955）。 80 年代以后，西方学界不仅通过多个时间截面
观察来探讨“社会区”的演化，关注内容也扩展到居住隔离、住房空间分
布、产业空间分布、生育空间分布等多个方面。
受西方城市空间研究的启发，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中国学
者也开始对中国城市进行社会空间结构研究。 许学强等（1989）运用因
子生态分析方法对广州市进行空间分析。 与国外相比，中国城市社会空
间结构的分异和演化更多受行政力量的影响， 政府的行政规划和干预
对特定社会区的形成和发展有重要影响（孙秀林、蒋细斌，2018）。 城市
规划、 产业规划和户籍制度是中国城市社会空间形成和分异的重要影
响因素（冯健、周一星，2003；王春兰、杨上广，2015）。
社区作为城市空间结构的基本单元同样受到行政力量的影响。 改
革开放之后，单位制逐渐解体，街居制取代单位制成为城市基层社会治
理的最主要机制。 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城市住房体制改革的实施，
住房开始商品化，房地产市场蓬勃发展，商品房小区大量出现，开始形
成不同类型的社区， 行政力量和市场力量开始共同形塑中国城市的空
间格局，城市空间结构经历了较大的分化过程。 城市空间分异和社区分
化使得社区治理面临空间正义问题。 城市中心区的繁荣与边缘区的衰
落形成鲜明对比，富裕社区和贫困社区的居住环境存在明显差异。 这种
对比和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在支配性权力的影响下空间资源的不均衡配
置。 生活在不同等级社区空间内的群体对公共资源的接近性不同，享有
的公共服务的质量也不同（何艳玲、汪广龙、高红红，2011）。 除了公共产
品空间分配不均衡之外， 由于行政权力对城市不同空间的发展等级性
的排列不同，生产性要素的流向也不均衡，甚至会出现“非市场化"安排
（何艳玲、赵俊源，2019）。 由此可见，社区空间分化受到行政力量自上而
下的规划安排的影响。 作为城市治理的基本空间单元和社会单元，行政
权力对社区的影响始终不能忽视，社区空间的政治属性也会时刻显现，
这背后体现了城市治理权力主体的行动逻辑。
（三）权力空间与治理绩效
空间视角下的社区研究揭示了社区空间的政治性。 在列斐伏尔等
人的讨论中，空间的政治性主要是理论层面的抽象探讨，意指政府、资
本和市民社会之间的政治博弈。 本研究尝试结合中国科层官僚制运作

·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