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9 - 《社会》2021年第5期

社会·2021·5

写给派克女儿的信中称自己变成了“十足的涂尔干主义者”（very much
Durkheimian），感到“生活的乐趣必须来自群体生活，不是通过共生而是
通过共识”（not through symbiosis， but consensus）（Arkush， 1981： 133）。 共生
与共识本为帕克（ Park， 1952： 148-152，180-181）的概念，但带有强烈的涂
尔干主义色彩，实际上也有不少学者将共识与集体意识等同，或将共生
与共识类比于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 费孝通（2001）在《补课札记———重
温派克社会学》一文的结尾处指出，帕克虽然提出了共识的概念，但人
文生态学在文化维度上是一部未完成的乐章。 这些线索表明，在费孝通
晚年的转向中也包括对人文生态学的反思。1948 年，费孝通（2015：345）
在《乡土重建》中阐释“大同”概念时提到勒布莱（Le Play）的社会解组
概念以及涂尔干在《自杀论》中对不整合的社会形态之表述，批评大洋
对岸的美国学者们忽视了这个基本概念， 同时认为中华文化应当在反
思诸如两次世界大战的人类文明危机中承担作用。 1987 年，费孝通在回答
巴博德（Burton Pasternak） 提出的究竟是受马林诺夫斯基还是布朗的影
响更大这一问题时指出，他受涂尔干的影响强烈，进而秉持“一加一大
于二”的社会观，尤其被“集体意识”概念吸引，但认为这个概念用于中
国的情境需要强调“垂直”的向度（Pasternak， 1988）。 尽管如王铭铭（2019）
所言，费孝通只是间接接触了涂尔干思想，其晚年的转变更多植根于儒
家 “仁”的观念，因此仅用西方理论加以定位有失公允，但至少在某些方
面而言，费孝通晚年的观点与涂尔干学派所倡导的文明研究殊途同归。
在批评中国社区研究存在的问题之后，弗里德曼（2017）给出的建
议是必须放弃以前的社区研究方法，才能在中国研究中有所突破。 研究
者要掌握大量的数据，也要把握庞大复杂社会的特点和发展水平，加入
（接上页） 多了，又与自身调查经验合契，而倒向涂尔干主义的转变。 实际上，在创作《乡
土中国》和《生育制度》的时期，“涂尔干式的社会观”已成为费孝通的“主要学术倾向 ”
（费孝通，1994），如对机械团结—有机团结概念的运用以及将《乡土中国》和《美国人的
性格》称为对社会性格的分析。 从社区研究脉络来看，魁阁时代相关研究的理论化程度
已明显提升，如田汝康（2008）《芒市边民的摆》写作风格已不似传统社区研究，还引用了
涂尔干集体欢腾的概念。 在为此书所写的序中，费孝通（ 2008）从《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出发讨论社会形态与观念的关系，并将之概括为“上帝即社会”。 此时费孝通开始从“天
人合一”等概念中 思考中 西文化 差异并 汲取灵 感，但要 注意他 在引用涂 尔干时 所提到
的，需要在“科学概念”与“普通感觉”之间进行区分的说法（费孝通，2008）。 在《一生学
术历程的自我思考》中，费孝通（1994）还特别提到自己因在“文革”中受到冲击而在“自
我感觉”与“集体表象”的对峙中对社会实体的存在有了更切身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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