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0 - 《社会》2021年第5期

社会形态学—人文生态学的知识谱系与“社会学中国化”的路径选择

一些与自己研究相关且反映整体社会情况的资料， 亦即所谓的着眼于
整体社会。因此，研究者要开阔自己的视野，积极与其他学者开展合作，
自身也需要具备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知识， 掌握有助于研究复杂社会的
研究方法，还应当认识到无论是原始社会还是复杂社会，我们都不可能
完全从整体上把握它。 17 实际上，弗里德曼正是葛兰言《中国人的宗教》
英文版的译者， 他还在此书中为葛兰言撰写了一个详细的介绍作为导
言，称他是一位“社会学家”（相对于人们所称的汉学家或历史学家而言），
此书乃天才之作（Freedman， 1975）。 在另一篇题为《论中国宗教的社会
学研究》的文章中，弗里德曼（2014：35）对葛兰言的研究方法赞誉有加，
称葛兰言的研究“为那些对中国本身不感兴趣的社会学者都提供了模
型”。 当时恰逢中国大陆取消了社会学的学科建制，但在弗里德曼等人
影响下，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乃至海外的中国研究取得了大量成果（有
关总 结参见李 富 强 、 徐杰 舜 ，2007）。 对于这一阶段的 特 点 ， 王 铭 铭
（2013）概括称，尽管大量研究还是集中于描述村庄社会生活，但已不再
局限于“让村庄代表中国”，而能注意到村庄与“中国”之间的关系，也
不再简单追求如何用一个村庄反映整个中国， 而开始转变为分析村庄
与国家关系。 18
自中国大陆社会学学科恢复和重建以来， 在对有关理论和方法开
展反思的背景下，涌现出不少关照总体性，跨越社区边界，强调历史维
度和事件过程， 立足本土实践的优秀作品。 虽然未冠以社会形态学之
名，但在强调整体性、复杂性等原则上与其相通。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大

17. 早在 1943 年，杨 堃 其实也曾提出过类似的建议。 在《葛兰言研究导论》一文的结尾
处，杨 堃 （1977b：141）称，“历史学与社会学，二者已经异途同归，共同走到一个阶段”，而
葛兰言的方法论将量化、 观察和历史三种方法结合在一起，“给我国社会学家一个很好
的榜样”。
18. 以上两个理论与样本方面的问题实际上密切相关。 对于这一问题， 人类学家格尔茨
（ 1999：28-30）批评所谓以小见大的“琼斯村即美国”或以大见小的“美国即琼斯村”模式
的表述也非常经典。 他认为，“人类学家并非研究村落，他们只是在村落里研究……要把关
于文化在集体生活结构中的作用的一般主张与复杂的具体情况联系在一起， 通过这样的
办法支持这些主张”。 只有通过“在限定情景中长期的、主要是（尽管并非无一例外）定性
的、高度参与性的、几乎过于详尽的田野研究所产生的材料”，才能让那些折磨当代社会科
学的如合法性、现代化、整合、卡里斯马、结构等巨型概念获得具体可感的实在性，“从而有
可能不仅现实地和具体地对它们进行思考，而且更重要的是，能用它们来进行创造性和想
像性思考”，此即所谓“诠释学循环”，亦适用于马林诺夫斯基的研究（Geertz，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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