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6 - 《社会》2021年第5期

社会形态学—人文生态学的知识谱系与“社会学中国化”的路径选择

视为满足“功能统一性”理论指导下开展调查研究的经验列表。
正如田耕（2016）指出的，对近代中国来说，人文生态学的影响力体
现在它于动荡不安的年代催生了早期中国社会学的一些重要实践。 社
区研究是“社会学中国化”落实的具体技术路线，也是成果最为辉煌的
领域，其主导范式是“民族志式社会学”。我们不能脱离那个时代的学术
与社会背景去讨论当时的问题， 更不能否定当时的研究者扎根中国实
践展开的深入调查，抹杀当时涌现出的伟大作品，也不能忽视不同作品
的异质性和内部的复杂性， 但这一学术路径的确存在局限性并招致一
些批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 理论层面问题。 实质性理论框架的缺乏使得研究者掉入资
料驱动的陷阱，研究发现过于零散。 《江村经济》是社区研究最具代表
性的作品，费孝通在反思此书时坦言，“全书并没有一贯的理论，不能
把所有的事实全部组织在一个主题之下，这是无可讳言的缺点”（费孝
通、张之毅，2006: 12）。 这个问题在马林诺夫斯基的著作及美国早期社
区研究中都存在。 吴文藻（2010g：450-451）高度评价了林德夫妇的名
著《中镇》，称 其 是 空 前 的社会学杰 作 ，是“今 后 一 切 社 区 研 究 的 模 范
……著者最大的贡献，是在乎活用民族学家的精神和方法对于现代文
明作全相的研究”（吴文藻，2010g）。 在吴文藻看来，功能主义研究倡导
的整体论就等同于一种全相式研究。 然而正如梁永佳 （2016） 在评价
《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时指出的，马林诺夫斯基的整体论方法不同于法
国传统中的“总体性”概念，而是一种“记录一切”的野心，这显然是不
可能的，日常生活的复杂性并不因土著社会“简单”、人口规模小就可
以被简化。 相比之下，虽然莫斯（2002：54）未做实地考察，但他将库拉
作为一种“竞争性的总体呈献体系”，通过对各种涉及其中的礼物关系
进行分析，指出库拉只不过是“涵盖了该岛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
全部呈献与回献体系中最庄严的一环”， 这是马林诺夫斯基没有意识
到的问题。 在另一理论源流上，按照邓肯（Duncan， 1959）的解读，帕克
和早期人文生态学者否认了他们建立理论体系的意图。 因此当城市研
究进入常规阶段，生态学充其量扮演着次要的理论角色，只被当作一
项分析城市空间分布的基本应用技术。
尽管芝加哥社会学派和涂尔干学派很少互相直接引用， 但英国城
市社会理论家桑德斯（2018： 38-66）在对人文生态学的相关评论中，毫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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