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3 - 《社会》2021年第5期

社会·2021·5

和哈布瓦赫（译为赫尔巴赤）等人则一笔带过。 13 !1935 年拉德克利夫—
布朗 来华 讲 学时，吴 文藻（2010b：265）在一处 介 绍 布 朗 文 章 的 注 释 里
称，“葛氏是应用杜尔干派的社会学方法以考察中国古代社会的第一
人。 不过葛氏大都是根据历史文献来作比较研究， 其方法尚欠谨严”。
布朗原本属于涂尔干主义社会人类学家，但吴文藻这么一定位，基本上
也堵住了布朗宣扬涂尔干学派主张的口子。 布朗来华演讲的主题是“对
于中国乡村生活社会学调查的建议”（布朗，2002）， 他在其中向中国社
会学家提出“在中国做研究， 最适宜于开始的单位是乡村”。 吴文藻
（ 2010c：72）也指出，涂尔干学派“在国外没有多大势力，便是在国内，如
理性主义派、经济学家以及‘道德家’都反对他们甚力。并且他们也不能
概括现代法国的社会学学派”。 显然，吴文藻在此对社会形态学的理解
较为简单化， 仅仅认为其在方法上不符合英美社会学的实证风格而遭
舍弃。 由于将涂尔干学派理论排斥在外， 布朗虽然表层化了涂尔干理
论，但还保留了涂尔干社会概念中的整体性含义，而吴文藻则悬置了有
关社会整体性或抽象性的问题，将社会视为零散社区的集合，社区研究
长期继承的是马林诺夫斯基式的割裂性研究（刘雪婷，2007），这一问题
在人文生态学对中国社区研究的影响上更为明显。
针对国内学界对于葛兰言的批评，杨堃于 1943 年撰文对葛兰言的
理论与方法进行了系统性的辩护。 除此之外，他还称赞了吴文藻对功能
学派、社区研究的倡导和实践，称吴文藻的《中国社区研究计划的商榷》
一文有很多地方与葛兰言的主张不谋而合（杨堃，1997b， 1991c）。 在实
践层面，杨堃本人也指导过多篇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论文。 在近代中国
社会学界， 杨堃以常常对同行进行客观、 犀利的批评而闻名（岳永逸，
2018a）。 在《莫斯教授的社会学学说与方法论》一文中，杨堃 （1991a：158）

13. 在这一点 上，葛兰 言的《古 代中国 的节庆 与歌 谣》与 涂 尔 干 的《宗 教 生 活 的 基 本 形
式》、哈布瓦赫的《福音书中圣地的传奇地形学：集体记忆研究》有类似的遭遇，三者的主
题和方法均相近，学界批评他们的角度也基本一致，如材料不符合事实、历史扁平化等。
这实际上是对涂尔干学派社会事实概念的误解。 在杨 堃看来，葛兰言是用社会学分析法
超越文字训诂去分析社会事实，“若能从事实之观点下手，则一切真伪之争，就全成为多
余。 因为其书纵伪，然其作伪之态度总是真的。 就从此态度中，就可看出许多意义来，就
可透露出许多真的事实来”（杨堃，1997b：127）。葛兰言的另一位中国弟子李璜 （1933:108-109）
在译述《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时也解释，“这件故事未必存在，而用笔写这件事的人
的心理是确定存在的”。 也正如哈布瓦赫（ 2002: 381）指出的，“集体记忆不同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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