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8 - 《社会》2021年第5期

社会形态学—人文生态学的知识谱系与“社会学中国化”的路径选择

对此，费孝通进行了多次辩护和回应。 首先，他承认社区研究是贯
穿他一生学术工作的主线，目的是“了解更广阔更复杂的中国社会”。他
同意基于类型比较法可以从个别出发接近整体，从局部走向整体，通过
总结各地不同的“模式”，“逐步接近”了解中国社会的全貌（费孝通，1985，
1990， 2006）。 不过，费孝通在这方面的立场于晚年时期发生了显著转变，在
生态关系之外更强调心态的层次，注重“只可意会”的精神世界（费孝
通，1994，1997，2003）。 在《重读〈江村经济·序言〉》一文中，他对社区研
究进行了深刻反思，指出人文世界所说的“‘整体’并不是数学上一个一
个加起而成的‘总数’”。所以不论研究了多少类型，“甚至把所有多种多样的
类型都研究遍了，把所有这些类型都加在一起，还不能得出‘中国社会
和文化’的全貌”。在他的思考中，社区的画面十分复杂，“社区是……在
不断扩大中的一堆堆集体的成员……幅员可伸可缩的一堆堆集体中游
动着的分子，很难用普通几何学图形予以表述”。 因此，社区研究“必须
进入从这基层社区所发展出来的多层次的社区， 进行实 证 的调 查 研
究， 才能把包括基层在内的多层次相互联系的各种社区综合起来，才
能概括地认识‘中国文化和社会’这个庞大的社会文化实体”（费孝通，
1996：9、12、13）。 费孝通此处表达的意思相当符合涂尔干学派社会形
态学的立场，可用复杂性和集体观念加以概括。
费孝通晚年进一步从整体性出发，提出了“多元一体”“美美与共”
等观点。 对于这一明显的转向， 学者们大多将其归纳为对马林诺夫斯
基、史禄国文化论的重新解读，从本土丰厚的人文或伦理思想中汲取灵
感，具有学以致用、志在富民的现实关怀（周飞舟，2017；吴柳财，2016；
赵旭东、罗士泂，2019），但却忽视了这些概念本身所具有的社会形态学
与集体意识的双重意涵：它既是一种族群、社会的结构，也是一种心态、
文化的秩序。 按王铭铭（2019）的概括，在完成对天人对立和个人功利主
义世界观的批判之时，费孝通已从马林诺夫斯基的“个人主义”转变为
一个包含了涂尔干“社会学主义”观点的思考者。 方慧容（2019）在细致
的考证后明确指出，费孝通晚年倡导的“文化自觉”思想在 1947 年初已
具雏形，涂尔干理论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思想源泉。 16 !1947 年，费孝通在

16. 方慧容（2019）认为，20 世纪 40 年代中期，尤其是在访美期间，费孝通受到梅奥（George
Mayo）的影响，归国之后明显偏向涂尔干主义。 费孝通（1994）则认为自己经历了从前期
对“什么是社会”并没有理论上的兴趣、“在理论上不敏感”到后来接触的理论 （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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