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2 - 《社会》2021年第5期

社会形态学—人文生态学的知识谱系与“社会学中国化”的路径选择

尽管饱受所谓“代表性”的质疑，推崇质性方法的学者提出社会学
研究的关键是通过对事件、个案的分析，揭示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应星，
2018）。 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专业想象力的质性研究更注重对长时段内
相关因素解释的充分性而非样本的代表性， 它更像是一个复杂系统通
用模型的特殊解（ particular solution），在规律或机制具有普遍性的情况
下不失其典型意义。 用莫斯（2002： 204）的话说，这些研究涉及可以牵
出社会及制度的总体社会事实，如自杀、礼物等社会现象，甚至是个案
或一个人的生命史，它们蕴含着透视整体结构和运行机制的线索，反映
着社会整体历史变迁的宏大主题（孙立平，2000；渠敬东，2019；赵丙祥，
2019）。如莫斯（Mauss， 2004： 80）在关于因纽特人的社会形态学研究中
所称，“一个确切案例的分析足以证明一个极为普遍性的规律， 这要比
观察的堆砌或没完没了的推理更好”。 而且同样重要的是，高度形式化
的抽象模型的构建往往也需要以具体的解释作为思考的基础。
实际上，涂尔干的研究就是复杂性社会理论的重要来源（Castellani
and Hafferty， 2009），突生性是贯穿于涂尔干理论和经验研究的主线。按照
索耶（Sawyer， 2002， 2005）的说法，集体表现就是涌现的社会事实，是一
种为社会成员所共享的精神实体。 切尔考伊（Cherkaoui， 2008： 9）批评以
科尔曼为代表的理性选择主 义 者所主 张 的微 观—宏 观 过 渡 的解 释 机
制，突出涂尔干宗教研究所强调的巫术信仰等因素，创造性地以互动论
阐释涂尔干思想，分析现象的生产模式或生成性机制。 他专门写作了一
本有关涂尔干与社会复杂性的著作，强调“涂尔干非常关注社会系统的
涌现及其发生方式，而在某种程度上，这些问题通过他对团结或互赖概
念的使用得以解决。 这种概念在当代复杂系统理论中起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
在一些当代学者看来，哈布瓦赫也是“社会复杂性的社会学家”。 米
廖拉蒂 （Migliorati， 2015：264）曾指出，“哈布瓦赫拒绝接受教条和简化，
总是给我们一幅关于社会行动复杂性但又只能从经验数据中观察到的
图景”。 挪威规划学家葛饶宁（Gr覬nning， 2019）在一场以“空间意识与方
法自觉”为主题的发言中，将涂尔干和哈布瓦赫列为城市形态学的经典
人物。 他认为，哈布瓦赫将物质与心理学因素和社会学相结合，其特点
在于主张某一层次的现象应刻写在框架或其他现象之中， 现实的表征
层叠在一起，会产生多重相关和因果关系，这可以说是抓住了哈布瓦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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