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4 - 《社会》2021年第5期

社会形态学—人文生态学的知识谱系与“社会学中国化”的路径选择

条件，忽视了内生互动过程，对涌现过程缺乏有效的经验测量和研究手
段。 社会机制的复杂性也难以通过单个或一组总体的方程进行刻画。 20
在批评者看来，目前复杂系统科学对整体论的理解还停留在“术语
大战”阶段，在具体问题的处理上尚缺可操作的方法，过于依赖数学的
方法仍属于分析性，整体被分解为不同的部分（参见董春雨，2010）。 为
了解决这个问题，分析社会学、计算社会科学等前沿研究倚重主体仿真
建模（ agent鄄based simulation）或复杂网络分析的方 法，然 而计 算 机仿 真
模型在本质上属于理论实验（ Edmonds and Hales， 2005），而目前考虑涌
现的复杂网络分析仍不免要借助仿真或博弈论的理论基础（如伊斯利、
克 莱 因 伯 格 ，2011；Sotomayor， Perez鄄Castrillo and Castiglione， 2020）。 面
对这种局面，计算社会科学的领军人物邓肯·瓦茨（Watts， 2017）最近评
论称，在过去的 100 年里，社会科学产生了大量关于人类个体和集体的
行为理论，然而它们在调和不一致与矛盾方面并不成功。 在这些相互竞
争的解释中，计算社会科学的最新进展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为了应对
这个困局，瓦茨提出了方法驱动的技术和组织路线，不过除非这一方法
有重大突破，否则难免重蹈前面所述的陷阱。 分析社会学以揭示微观到
宏观的涌现机制为目标，代表人物赫斯特洛姆（2010： 153）曾感叹，社
会理论和研究方法之间缺乏严密的整合。 在很大程度上，社会学理论远
远走在方法前面， 但由于分析技术的局限性， 某些理论缺乏足够的证
据。 这就是当前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共同面对的现实格局。 21
实际上， 涂尔干学派成员重视集体层面的社会事实及统计测量的
重要性，哈布瓦赫和西米昂（Fran觭ois Simiand）都是统计学家，涂尔干和
莫斯本人也不反对且提倡量化分析。 莫斯（Mauss， 2005： 69-70）曾明
确指出，“指向物质和社会结构以及这些结构的运动， 就是指向可以衡
量的事物……基本上，每个社会问题都是统计问题”。 尽管他感慨，“即
使在《社会学年鉴》中，我们离着理想也相去甚远”，但他显然对此持乐
观的态度，并畅想了未来的状态：“假之以审慎和智能的管理，统计程序

20. 在伊恩·金（2018）看来，主流社会科学还停留在牛顿—实证主义的机械论时代。 面对
混沌和复杂性，以量子—全息理论为背景的整体关联学科则反对还原论和基要主义，强
调不确定性、非线性、主观主义、动态多样性等特征。
21. 某种程度上，米尔斯（2016）所倡导的“社会学的想象力”正是为了弥补二者之间的隔
阂，强调不应局限于后者的形式化而禁锢前者的探索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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