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7 - 《社会》2021年第5期

社会·2021·5

犹豫地将涂尔干和帕克的理论并置讨论。 他参考的文献主要出自帕克
的《人类社区：城市与人文生态学》（Park， 1952），该书只在前述的两篇
文章中提到过涂尔干的名字。 然而在桑德斯看来，涂尔干是影响帕克的
两大思想家之一，帕克从涂尔干的理论体系中发展出方法论框架，理论
框架则受到达尔文的启发。 桑德斯的某些看法与哈布瓦赫有很大的一
致性。 他看到，帕克对社区和社会这两个概念进行了严格区分，将人文
生态学研究的对象设定为具体可见的社区， 与涂尔干所主张的抽象社
会存在差异。 由于在社区概念界定的过程中大部分早期人文生态学家
选择保留了实证主义方法的基础， 只对人类社区可观察的外部特征进
行研究， 拒绝对人类组织模式的潜在决定性力量进行更深入的理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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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试， 使得大部分研究偏离了严密的理论框架， !走向米尔斯所说的
“抽象经验主义”。这具体体现为，城市人口统计分析仅仅呈现数字和直
观趋势；文化形式的描述性研究只提供了一系列个别地区的案例，彼此
之间无法比较。 在桑德斯（2018：55）看来，“实际上它们不再能被称为
‘生态学’，因为第一类已经瓦解为最具描述性的人口学，第二类则与文
化人类学没有什么不同了”。 这几乎与杨堃对中国社区研究和调查传统
的批评完全一致， 也可以说明为什么中国社区研究传统可以很容易地
将人文生态学和人类学民族志结合在一起。
第二，方法问题。 针对费孝通、林耀华、许 烺光、杨懋春等人所著的
中国社区研究作品，英国人类学家利奇（Leach， 1982: 124-127）指出了
其中存在的问题。 他认为，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最为成功，但马林诺夫
斯基在序言中所称的“整个中国的缩影”值得怀疑，认为“这种研究没
有，或者不应自称代表任何意义上的典型。 它们也不是为了阐明某种一
般的论点和预设的，它们的意义在于它们本身”。 英国人类学家弗里德
曼（2017：64）在 1962 年的“马林诺夫斯基纪念讲座”上宣读了一篇名为
《社会人类学的中国时代》的论文，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更为系统的批评，
指出“只要孜孜不倦地对社区研究进行归纳就可以对整体中国社会制
度进行概述”的想法是对人类学方法最严重的误解，属于典型的人类学
悖论。 他认为社区的整体研究难以把控，因此不应将社区当作复杂社会
研究的缩影。

15. 如统计至上主义者奥格本借助客观主义的统计方法，将道德、情感和信仰等因素排
除在社会学研究的对象之外（参见陈心想，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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