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5 - 《社会》2021年第5期

社会·2021·5

过多，占了七成篇幅，但未提供数据使用说明，在书的附录“社会调查参
考书目”中，除了小部分调查原理与方法书目外，大部分所列英文书目
与全书无关，而一些有关中国研究的书目却未出现。 因此，杨 堃更主张
不能只用调查表格，而要开展民族学方法上的社会调查，这一点倒是与
社区研究派的立场相同（参见朱浒、赵丽，2008；吕文浩，2008）。 在后来
的补记附言中，杨堃认为除了学科角度不同外，导致分歧产生的重要原
因就是当时的国内学者都是自国外学成归来， 不同的学派渊源对各自
的学术观点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与英美社会科学及国内主流学术风格迥异，葛
兰言的追随者寥寥无几（王铭铭，2010）。在本土社会学、民族学研究中，
燕京学派的人文生态学和功能主义社区研究范式居于主流地位并影响
深远，其他如以孙本文、陈达等为代表的社会学者则更具美式色彩（参
见陈心想，2019），而葛兰言的中国研究长期受到误解、批评甚至遗忘。
与主流研究范式相比，除了在民俗学方面产生了一些影响，其弟子杨 堃
的观点基本上也属于边缘和异类（赵丙祥，2008；岳永逸，2018a）。 燕京
大 学 社 会 学 的 民 俗 学 传 统 也 更 多 受 到 美 国 社 会 学 家 孙 末 楠（William
Sumner）及帕克的影响，属于“社区民俗学”（岳永逸，2018b）。 从葛兰言
和杨堃的遭遇可以看到社会形态学和人文生态学在研究旨趣上的分歧
在中国情境中的具体展现过程， 由此可以理解当时社会形态学为什么
在中国以及其他地方相对缺少承继者和代表性研究， 乃至在很长时期
内中国社会学对涂尔干的整体主义并非直接接受， 而是以残缺或迂回
的方式展开。
四、社区研究的发展与反思

在选择推进社会学中国化的理论资源时， 吴文藻注重吸收芝加哥
学派人文生态学和功能主义人类学的观念， 如将社会不同方面的组合
视作有机体的文化系统论以及救亡与治理的应用性意涵、 文化多元论
等（吴文藻，2010d；杨清媚，2015；陈涛，2019：279-285）。 他更看重这些
流派倡导的“自实地工作始，以实地工作终”的研究方法（吴文藻，2010g，
2010e），强调“在社会科学上的实 地 观 察 法 中 ，尤以 人 类 学 上 的‘功 能
法’与社会学上的‘区位法’对中国社区研究较为适用”（吴文藻，2010f：463）。
吴文藻（2010d）细致描述了马林诺夫斯基林林总总的“文化表格”，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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