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10 - 《社会》2021年第4期

现代死亡的道德形构：社会想象与日常实践

外地农村家庭在此住院时间最短， 这些患者的临终阶段也是在家
乡的医院或乡镇卫生院、卫生室，甚至自己家中度过的。 这个科室绝大
多数护工来自外地农村， 他们几乎都经历过家人的死亡。 和钱大叔一
样，他们常在讲述患者的故事时建构一个“城市复杂”和“农村单纯”的
对立意象。曾有一位护工对我说：“反正我们也没有别的选择，该怎样做
就怎样做，不像城里人，条件好反而有那么多考虑，我们少点治疗可能
也少受点罪，最重要的是家人在一起，我们不像城里人要上班，我们更
自由，一个家庭在一起最重要。”不过，当代农村人其实并不像她说的那
么“自由”，比如她家乡的成年人大多都去大城市打工了，农村家庭的生
计早已被裹挟到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模式中。 不过，当家人罹患大病、
面临死亡时，在外打工的家庭成员都会从城市赶回农村陪伴，这颇有在
最后的日子享受天伦之乐的意味。 其实，大多数护工都能意识到城乡之
间医疗照护资源的不平等，即使不追求积极治疗，城市里富裕家庭的患
者依然能接受更好的镇痛、舒缓以及其他各类医疗护理支持，还可以雇
护工全天候照顾，换句话说，他们自己就是这种不平等的体现。 但正因
为鸿沟太大且没有缩小的可能性，农村家庭自然纯朴、团结和谐的特点
就变成更加珍贵的价值，在对比性论述中得到宣扬。 24
! ! 不同于做最后休养的上层家庭和“坦然”却“无奈”的外地农村家
庭， 更多的病人家庭处于纠结的状态。 他们主要是北京市内的一般居
民，或者是像齐叔叔这样经济条件较好的外地家庭。 对他们来说，必须
在追求治疗、注重生活质量与规划家庭经济的综合考虑中进行权衡。 在
长时间的住院生活后，有些病人会产生忧虑的情绪，他们不仅担忧自己
的身体，也为自己的病让家庭付出了大量的金钱感到内疚，甚至因需要
别人照顾而对自己产生厌恶情绪（参见 McPherson，et al.，2007）。 而在齐
叔叔的例子中，他的家庭经济本来就充满不确定性，接受治疗之后更是

（接上页）自精英家庭。 不过，如果不从制度化优逝的角度来看，那么在这个科室正在发
生的一些日常实践也可以说是某种意义上的“颐养”。
24. 必须再次说明的是，我缺少对底层农村家庭应对死亡之方式的直接观察，只能对他
们来北京的短期就医行为进行追踪，或是参与护工们的相关讨论，因此不可能涵盖所有
中国农村家庭在现代医学情境下面对死亡的实践。 但北京作为肿瘤治疗的“重地”，汇聚
着不同地域、不同阶层的求医者，所以发生在病房中的道德想象和道德论辩所透露的时
代变迁中的道德特征，正可以成为讨论现代死亡之道德形构的关键切入点，具有典范式
的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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