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15 - 《社会》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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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2021·4
过程中， 对生活质量的追求从缓解身体痛苦扩展至整个家庭的生活形
式，构成一种阈限状态中“家庭生活”的展演，日常生活的实践成为产生
确定性的价值依凭。 在社会变迁的浪潮中，当代中国人的生活本就充满
了不确定性， 在家庭成员面临死亡之时， 这种不确定性进一步得到强
化，因此更需要靠家庭成员的团结来应对，不管哪个阶层的家庭都在上
演着重聚与陪伴的故事。 这就是临终家庭的阈限境况，其中充满着变幻
莫测和混沌不明， 但同时也激发了为保证病人的生活质量而努力营造
家庭生活的展演。
这种在日常生活中早已存在但因临终而强化的变幻莫测，让人想起
鲍曼（ Bauman，1992）所说的，现代人在片段的庸常变幻中不断体验着“死
亡”。 鲍曼的理论有着一个相对稳定、富足、个体化的西方社会作为未明
言的预设，因此，与鲍曼笔下琐碎的“轻”不同，当代中国人所体验到的是
巨大的动荡和“沉重”的不确定性。 如果说在鲍曼的论述中，死亡体验在
日常琐碎的瞬息变幻中流于庸常，那么在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巨大的
不确定性对应着某种沉重的“死亡”体验，死亡仍然是严肃重大的事件。
在这种情况下，家庭本身仍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基本行动单元，也是应对
物质变迁的经济单元，更是应对价值更迭的道德单元，家庭由此具备了
应对不确定性的道德价值。 当代中国的死亡形构只能以家庭成员死亡的
形式出现，会给家庭本身带来巨大的挑战。 如同社会生活中随时会出现
危险的不确定性一样，在家庭成员病重的时刻，需要家庭采取紧急的应
对措施，这不仅体现为经济的应对，同时也必须是道德上的应对。
只有将临终的“家庭生活”作为社会剧场来观察，才能更全面地看
出应对死亡的日常道德实践与时代之间的对话意义。 在社会转型时期，
家庭是应对不确定性最牢靠的经济单元与道德单元， 当家庭成员面临
死亡的时候，整个家庭也同样面临着经济和道德的试炼，在积极治疗还
是保证生活质量的纠结中，体现着对病人个体与家庭整体的道德权衡，
而且在这个最终的阈限情境里，“家庭”作为最牢靠的价值依凭，必须依
靠病人和家属每天的道德实践来重演、落实。 不管是岳奶奶一家以日常
医学为准则而焕发出模范家庭的光芒， 还是徐奶奶一家彻底放弃治疗
以重塑亲人之间的情感联结，或是像齐叔叔这样更纠结的家庭，在经济
与道德的矛盾、渗透与共谋中，做出更复杂暧昧的权衡与实践。 这个过
程总是充满着道德上的妥协、挣扎与奉献，并在技术和人伦的渗透与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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