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17 - 《社会》2021年第4期

社会·2021·4

外，更包括他能否感受到活着的意义与乐趣，由家人的陪伴、互动构成
的“家庭生活”就成了落实生活质量的重要方式。 不管人们对日常医学
的追随到达哪个程度，生活质量总是贯穿始终的关切，家庭因此成为了
终极价值。面对生命消失的存在性冲击，病人与家属在一个名为“家庭”
的道德“剧场”内共同“演出”，不断强化并重演着亲人间的温情，直到
生命的最后一刻。
临终“家庭生活”的“道德剧场”具有复杂的社会脉络。 在医院病房
的日常中，生活质量的社会想象构成了一个“同时之异世，并在之歧出”
的交互话语时空，标指着不同阶层家庭各异的道德展演，这也是他们回
应时代变迁的不同方式。 富裕家庭拥有在不同的道德“剧本”中选择的
权利，但无论如何选择，都流露出他们在意义流变的处境中，对家庭所
代表的稳定价值之怀念；底层家庭面临的是没有选择的选择，在对日常
医学的道德批评与对生活质量的道德践行中，召唤一种“乡愁”式的家
庭价值，并将其作为应对农村社会之巨变的道德化策略。 大多数家庭处
于二者之间，在时间推移与病情发展的背景下，面对积极治疗的规范、
家庭经济的困境以及对“家庭生活”的渴望，他们必须做出妥善的安排，
不断经历妥协、挣扎、相互奉献，最终走完这一趟与“经济道德”有关的
试炼之旅。
有学者曾指出，中国社会近年来出现了“个体化”的趋势（阎云翔，
2012），但在社会经济变迁带来的不确定性中，家庭仍然是应对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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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最牢靠的经济单元与道德单元， 死亡也以成员永久离开的形式在
家庭中出现；在亲人离去给家庭带来致命打击的阈限阶段，人们通过重
塑作为终极价值之依凭的“家庭”来加以应对。在时代的变迁之下，每个
家庭将他们各自把握的科学知识、肉身感受和人际联系，在每一天的遭
遇、 行动与交互中连接起来， 将家庭作为价值依凭加以理解并付诸实
践，生成“家庭生活”的最纯粹形式，再通过病人和家人每天的道德实践
进行最大强度的展演和落实。
洛克（Lock，1995，2002）曾指出，日 本 社会关 于 技 术 干 预 死亡的道
德争论反映的不只是死亡， 更多的是处在晚期现代性中的日本社会对

31. 可比较 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初的转折时期，“家庭化” 如何在中国成为政府
与社会共同动员的道德想象（陈映芳，2015）；在随后几十年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家庭”
也一直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政策焦点以及社会成员共同价值的投射对象（陈映芳，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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