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01 - 《社会》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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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2021·4
然华女士一家最后并没有选择安宁疗护， 但她们拥有在尽力治疗与安
宁疗护之间进行选择的机会，无论如何，她们都定义并实践了这个道德
安排；对另一个家庭来说，尽管苏哥并没有选择的余地，但他们也参与
到当下兴起的重视生活质量的道德实践中。
这两个个案如此不同，却揭示了更普遍的道德想象。 首先，无论城
市还是农村，现代医学已经成为不容置疑的前提，即使罹患绝症，甚至
到了临近死亡的终末期，寻找有效的治疗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但在
追求治疗的同时，病人的“生活质量”也成为左右家庭选择的重要考量。
在这种双重模式之下， 经济区隔让不同阶层的家庭对追求治疗或提高
生活质量有着极为不同的想象与实现方式。 唯有特定阶层的家庭才享
有更“好”地面对死亡的道德选择权和为此纠结的烦恼，底层家庭并非
不接受新的道德话语，而是他们往往没有进行选择的条件。
这两次对话本身也具有时代底蕴，提示了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当代
中国家庭既在医疗体制内， 也在道德层面上协商和实践着如何安排即
将到来的死亡， 不同社会阶层的家庭围绕着死亡进行选择 （或无法选
择），这是一个正在发生和处于探索之中的现代死亡的道德形构过程。
三、日常医学与生活质量：社会想象与当代中国家庭的临
终实践
如果用关于死亡的经典社会理论及人类学研究来观照这些正在发
生的社会现实会有怎样的发现？ 下文尝试通过将社会理论、社会想象与
社会实践相结合， 为当代中国家庭面对死亡的道德实践建立一个问题
化的思考机制。
在当代中国的医疗场景中，尽管人们很少谈论死亡，但这 并非 拒
斥或边缘化死亡，相反，人们正在某些社会想象的主导下，协商着应该
如何对死亡采取更道德的行动。 这不是社会理论的失误，中国社会当
然早已经历了医学化的历程，甚至也出现了某些个体化的趋势（阎云
翔，2012），但社会理论早已经由社会想象的中介，对人们产生影响，又
通过回应性的社会实践，反过来形塑了新的社会想象。 因此，社会理论
一直暗藏在社会想象与社会实践之中。 考夫曼（Kaufman，2015）揭示的
“ 日常医学”是美国的主导社会想象之一，指的是医学体制成为塑造死
亡过程的“自然”环境，制度化地使用先进医学技术来对抗死亡、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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