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95 - 《社会》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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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2021·4
社会过程改造为“非自然”的生物过程，“脑死亡”与“普通死亡”相对
立，从而引发了更深层次的文化碰撞，包括如何界定“传统”在现代生活
中的位置，如何摆放日本与“作为他者的西方”之关系，等等。 尤其是在
对现代的质疑——现代化进程（个体化、经济增长、医学干预等）破坏了
—
日本社会原有的和谐团结氛围———已经成为了一种主流话语之时，这
种碰撞就愈发尖锐而难以弥合。 因此，关于死亡的争议反映了日本在进
退维艰的晚期现代性中，寻求建立道德秩序的挣扎与努力（白美妃、郑
肯，2020）。
考夫曼（ Kaufman，1994,2005）及其团队长期在美国医院中开展田野
调查，她的研究主要探讨在一个日趋老龄化的社会，医学体制与医学技
术如何具体形塑病人的死亡过程。 考夫曼认为，在当代美国社会，医学
已经成为一种笼罩性的文化框架，决定着人们如何理解身体与生命。 医
院科层规则推动治疗程序成为日常事务而运作不辍， 这构成了死亡过
程的制度环境。 在医院文化中，“对抗”死亡是“自然”的，因此死亡也从
来不是注定的事情，人们必须持续不断地依赖医疗技术的干预来“对
抗”死亡。 在后续的研究中，考夫曼（Kaufman，2015）指出，在医学已经成
为一种制度的情况下，不断使用昂贵的、侵入性的以及强力的医疗技术
来对抗死亡、延长生命，成为新的道德理性与道德规范，这样的规范被
她称为“日常医学”（ordinary medicine）。 日常医学模糊了技术干预的界
限，她因此呼吁，人们应该更加关注患者的生活质量。
人类学关于死亡的研究也形成了自身的道德色彩， 不过它并不是
从理论基调中透露出道德倾向，而是通过田野指出，无论是关于死亡的
话语争论，还是此过程中的医学干预，现代社会的死亡在本质上都是一
个道德实践的过程，道德规范在其中被不断协商和建构。 通过将现代死
亡作为一个道德过程加以记录与反思，人类学的“道德”批判取向才流
露出来。
（三）反省的视野
尽管社会学先驱们的死亡理论被视为典范， 但后来的学者在研究
中也发现了经验事实与理论叙事的脱节之处，例如，即使在个体化的西
方社会，医疗体制中的临终者也并非封闭孤绝，死亡是一件需要全体家
庭成员共同面对的事情（Thomas，et al.，2002）。 另有批评指出，死亡在现
代社会非但没有被拒绝和边缘化，反而成为热门话题，大众媒体中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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