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94 - 《社会》2021年第4期

现代死亡的道德形构：社会想象与日常实践

时，也不断意识到人必将走向死亡，个体的职业、婚姻、住所、兴趣总是
处于流动状态之中，生活有如一幕幕即起即落的短剧，人们早已在瞬息
变幻的情境中演练着死亡，必朽性是现代人日常生活中的基本经验。
从帕森斯到鲍曼，社会学家关于现代死亡的理论思考一脉相承。 在
社会学对于现代性的反思传统之上， 这个脉络形成了一个道德化的死
亡“叙事”，从现代社会医学化以及个体主义的兴起入手，对现代死亡展
开道德批评。 这个道德叙事在亚力士与埃里亚斯的著作中形成经典的
死亡意象，即现代死亡被医学化，被隔离、隐藏在医院中，成为封闭个体
式的孤寂死亡， 文明化的现代大众对死亡采取压抑、 拒绝和回避的姿
态。 而在鲍曼的后现代论述中， 个体化到了极致之后出现了反转，“死
亡”早已在个体日常生活的碎片式体验中被化作无意义的庸常之物。
（二）死亡的道德人类学
与社会学对于现代死亡的批判态度相比， 人类学似乎还沉浸在亚
力士所提出的前现代驯顺死亡的图景中。 在这些部落、村庄里，葬礼仪
式具有维护社会团结的功能， 对于死亡的文化安排同时也是人们宇宙
观的展演（Palgi and Abramovitch，1984）。 5 事实上，这些部落、村庄一直
处于现代化进程之中（Fabian，1983），生物医学的普及也是一个全球现
象，因此有人类学家认为，应当在死亡的地方文化和医学安排之间做出
“诠解”（Kaufert and Koolge，1984；Kaufert，et al.，1999）。20 世纪 80 年代，
随着医学人类学的兴起，人类学家开始直面现代医学掌控死亡的方式，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两位学者是玛格丽特·洛克和莎伦·考夫曼。
洛克（Lock，1994）最先研究的问题是更年期综合征为 何 在 北 美 与
日本有完全不同的生物与文化表现。 延续跨文化比较的视野，她进一步
讨论了现代医学技术对死亡的干预在两地所引起的迥异反应。 为了满
足器官移植的需要，现代医学将“脑死亡”界定为死亡的标准，这在北美
并没有引起过多的讨论，但在日本却一直备受争议，直到 20 世纪 90 年
代，器官移植制度都因此无法在日本推行。 日本从 19 世纪以来便一直
积极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但为何却抗拒脑死亡标准与器官移植呢？ 洛克
（Lock，1995，2002）认为，这是因为医学技术的干预将死亡从“自然”的
5. 有学者指出，现代社会存在将传统的死亡同时神化和刻板化的倾向，即认为传统死亡
观往往是高贵、自然、和谐的，死亡仪式也被认为是健康、富有生 机的，但 这种想象可能
只是“现代”的发明（Walter，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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