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79 - 《社会》2021年第4期

社会·2021·4

上，并由于双重的信仰破灭而陷入某种革命虚无主义。 复辟王朝重新组
建“圣会”，却并未改变自革命所开启的宗教工具化倾向，教会作为精神
权力独立性既已丧失，就不再能够给虚无飘荡的个体提供信仰支撑，而
是沦为某种政治性的工具。 在《红与黑》当中，“圣会”不过是复辟王朝
统治并监控社会的密探与爪牙。 于连在贝桑松神学院的经历，又一次呈
现出绮丽爱情世界之畔的“另一个世界”：“他在神学院的所见所闻，对
我们指望在这些书页里保持的温和色调来说， 也许显得太阴暗”（ De
Stendhal，2005:516）。 神学院没有信仰，充斥的不过是希望借助神职获取
蝇头小利的“贝桑松的瓦尔诺”；神学院的学生无须潜心钻研《圣经》，
而是“盲目地模仿权威和榜样”，甚至需要谨防懂得“正确的推理”，因
为其中隐含着危险的自由思想与怀疑精神， 他们恐惧真正出类拔萃的
人，并害怕出现另一位倒戈革命的西耶斯神父。 依附于复辟王朝的教会
如同这个岌岌可危的政权一般战战兢兢地恐惧着革命。
不过，人们虽然恐惧革命所招致的动荡与杀戮，却又眷恋革命所创
造的平等（崇明，2014：41），但这往往是一种关乎个体私利、抽空了道德
内涵的“平等”。 革命造成道德世界的普遍震荡，在恐怖时期，甚至以
“最崇高的美德”为由践踏自由与权利，德性、自由沦为空洞的诡辩之
词。 道德幻灭催生了个体虚无主义，曾经激起慷慨革命气概的信念遭到
摒弃、蔑视与质疑，法国人抛弃了公民职责，退缩至狭隘的私人空间，以
“平等”之名争抢利益，致使人与人之间陷入彼此怀疑、嫉恨、争抢、侵
害的局面。 这便是于连在贝桑松神学院的经历：“这是个充满了告密和
各种阴险毒辣的坏事的地方。 在同学们之间进行的侦查和揭发在这儿
受到鼓励”（De Stendhal，2005:515）。
司汤达在《红与黑》中所呈现的后革命时代的精神风貌，亦可在其
同时代的著作中得到印证。在《政治原则》中，贡斯当在呈现古今差异的
图景时指出， 古代人的坚定信念和为了共同体牺牲自我的德性在现代
社会让位于个体的虚无主义（崇明，2018：253）。 由于不断被种种怀疑所
支配， 现代人不断陷入自我分裂与内在冲突，“疲惫、 不确定、 缺乏力
量、无休无止的分析，这种分析在每一种感觉中都掺入某种算计”，“我
们不知道如何爱，如何相信，如何愿望”。贡斯当的洞见很大程度上延续
了卢梭对启蒙的反思，启蒙瓦解了勇敢的“武德”，使人丧失了身体中的
力量和精神上的战斗气质（渠敬东，2012：159）。“在我们夸赞为我们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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