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51 - 《社会》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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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2021·4
马理想与现实中他对波兰、科西嘉、日内瓦的期待出现了张力。显然，斯
巴达、罗马都是扩张性的国家，而且，他们的扩张性与他们对爱国主义
的经常动员以及积极活跃的公共生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但是，卢梭
（ 2014：73）对波兰等现实国家的期待是保持经济自足和军事自卫能力
的同时自甘边缘化：“在欧洲也很少有人谈论你们， 甚至还会有人装出
一副看不起你们的样子，然而你们将过着真正富裕和自由平静的生活，
而且谁也不会来同你们吵架；你们即使不面带怒容，人家也怕你们。”在
应对集体骄傲这个问题上，斯密（2015：466-470）的努力方向是把这种
激情导致的扩张冲动引向全球市场而非领土， 并用集体虚荣取代集体
骄傲，用一种非零和博弈取代零和博弈。 卢梭拒斥商业生活的扩张性，
又在鼓励军事生活的同时拒斥军事生活的扩张性。 但卢梭似乎没有认
真考虑如下问题，即民族骄傲与个人骄傲一样是具有比较性的，因此，
民族骄傲的反面是， 当一个民族感到在某些方面不如其他民族时会感
到羞耻或屈辱，这意味着一个以公民集体骄傲为主要动力的国家，可能
并不愿意接受在国际上自给自足却默默无闻的地位。 公民将自己献给
祖国的祭坛，为的是作为演出者参与一出波澜壮阔的史诗或悲剧，而不
是与世无争地欣赏一种田园牧歌式的结局。
三、返回自然：怜悯消解自尊
卢梭为现代文明人树立了两个批判性的参照点：公民和自然人。 公
民是彻底社会化的， 完全为国家而生存， 主动使私人利益服从公共利
益；自然人是彻底非社会化的，孤独生活，只关心自己，只满足自己的基
本需要， 在一般不会主动伤害别人或者受到伤害也不会记恨的意义上
是个好人，尽管不是道德意义上的好人。“两者以其自己的方式都是整
全的，也就是说，它们都避免了在禀性和义务之间的消耗性冲突”（布鲁
姆，2003：205）。 现代西欧人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因而其内心是分裂和
拉扯的，处于永无休止的斗争之中。 但是，好人与好公民这两种理想之
间也存在张力，它们分别代表出世和入世两种取向。 即使不考虑实现的
难度，公民理想也不能真正解决自尊问题，它只能把小我的虚荣变成大
我的骄傲。 虽然我们不能确定是否这种难题影响了卢梭的思考方向，但
可以确认，在《爱弥儿》《忏悔录》等著作中，存在另一种思考线索，其主
旨是重新寻找自然，或者说，如何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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