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4 - 《社会》2021年第4期

“打黑工”：经济理性与道义生存的困境

“下海”。
我下去的时候是 2003 年左右， 那时候整个车间工人已经
下去的差不多了，我算是晚的。 那个时候我 35 岁，家里 2 个小
孩，都在上小学，厂里已经发不出钱来了，父母又刚退休。 我们
这一批下去的当时基本上家里都是这个情况。 （访谈对象 L，
原 J 厂钳工，访谈时间：2016 年 8 月 12 日）

（二）“养家糊口”与“凭本事吃饭”：道义生存话语与市场
体制话语

生存权是斯科特（2013）道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前资本主义
农业社会，农民以家庭为生产生活单元，因此，斯科特的生存权并非农
民个体的生存权，而是家庭生存权。 钳工并不讳言“打黑工”的目的是
“挣钱”，但并不认为“挣钱”是终极目的。 在他们看来，“挣钱”是为了
“养家糊口”， 这种生存权也是以家庭伦理责任而非个体收益为本位的
家庭生存权。
值得注意的是，对家庭生存权的强调不仅是钳工的自我理解，也是
J 厂其他职工对装配钳工“打黑工”的理解。 不少受访的职工认为，装配
钳工“打黑工”的行为虽然不可取，但也是他们为了家庭所付出的努力，
值得同情和理解。 标签理论认为，对犯罪行为的社会标定会给相关人员
带来负面影响，加剧犯罪者的行为偏差，固化他们的自我认知和行为方
式（强音，2013）。来自其他人的同情和理解使钳工没有被贴上“罪犯”等
污名标签，然而，这对钳工为犯罪行为建立“合理化”的心理防御机制产
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谁家大人或者小孩犯事儿进去了，企业里传得很快，别人
就会用不一样的目光看你，就是那种“你犯事儿了”的眼光，你
能感觉到。 但是装配钳工这事儿，厂里职工还真没有因为这事
儿歧视他们，或者用看待普通罪犯的方式看待他们。 他们确实
是犯了法， 但是他们和因为偷盗抢劫等行为进去的人性质不
一样。 （访谈对象 S17，原 J 厂机加车工，访谈时间：2020 年 11
月 27 日）
改革开放以来， 市场经济的引入使得中国工人的劳动供给行为之
目的由推动集体财富增长向提高个人收入转变 （符钢战，1991）。 到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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