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2 - 《社会》2021年第4期

“打黑工”：经济理性与道义生存的困境

黑烟厂建立联系了。 我们经常到烟厂出差，给烟厂调试设备，
需要跟挡车工师傅们一起干活儿，也就慢慢熟了。 通常是过去
班组核心成员中有人最先去地下烟厂， 然后慢慢把我们都介
绍过去。 1996 年的时候，很多地方烟厂的挡车工都下去了。 烟
厂挡车工工资比其他企业工人要高，但是跟地下烟厂比，就低
多了， 所以他们下去的是最多的， 就是 1993 到 1995 年前后。
（访谈对象S14，原 J 厂钳工，访谈时间：2016 年 7 月 23 日）
制假网络具有不稳定性和不安全性，来自政府，尤其是烟草专卖局
的打假行动会给这一网络以致命打击（唐丽，2003）。 虽然地下烟厂的生
产具有短期化、不稳定化的特点，但是地下烟厂经营者、挡车工与钳工
在确保信任与合作关系的基础上，会保持尽可能低的网络密度，以对抗
风险。对钳工而言，他们和地下烟厂经营者之间是“平时不联系，一旦联
系随时到”的关系状态。
中国的产业工人在市场化转型中经济地位大幅下降， 成为劳动力
市场中的底层（李春玲，2002；吴清军，2010）。 同时，市场化进程又加剧
了消费资源在不同地区、不同阶层间分配的差距，增加了城乡居民的生
活成本和未来的不确定性（林晓珊、张翼，2014：8）。 因此，转型时期的
国企工人面临双重困境：一方面，下岗导致的失业危机强化了工人对拥
有相对安全、稳定的工作和收入的需求（佟新，2002）；另一方面，生活成
本及未来不确定性的增加强化了工人对经济利益的迫切需求。 对装配
钳工而言，去地下烟厂“打黑工”，不仅做到了技能匹配，还能获得丰厚
的回报，就算铤而走险也“值”了。
国企工人的下岗分为“主动性自谋职业”“被动性自谋职业”和“买
断工龄”三种形式（李培林、张翼，2007：91）。 J 厂钳工“打黑工”的浪潮
是一个从车间少数工人向绝大多数工人蔓延的历时性过程， 大致分为
三个阶段， 与上述三种下岗形式相对应。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至 90
年代 中 期 是“打黑工”的初 期 阶 段 ，以 少 数 钳工“主 动 性 自谋 职 业 ” 为
主。 这一时期，YJ-14 型卷烟机市场销路良好，J 厂生产效益较高。 作为
国企工人“中生代”的装配钳工正值青年阶段，尚未面临现实的生存压
力。 同时，部分城市下岗职工通过双重劳动雇佣方式，利用市场机遇与
旧体制保障并存的机会采取“趋利”行为（王汉生、陈智霞，1998；李静
君，2006），少数钳工以请事假、出公差等方式“低调”涉入地下烟厂“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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