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7 - 《社会》2021年第4期

社会·2021·4

不偿失。 工作地点保密、环境艰苦与通讯工具上交，使得工人无法对外
自由联络，家庭与工作难以两全，并且还面临着遭到相关部门打击的风
险，这些都是悬在工人头顶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尽管侥幸心理使涉
事者认为自己未必会撞枪口上，但在国家不断加强打假力度的情况下，
绝大多数“打黑工”者均被司法机关抓获审判，给个人与家庭带来难以
用物质衡量的损失。
我们这些人单枪匹马出去，父母孩子都管不了，心里也很
难受，我们的孩子跟留守孩子性质一样，他们的身心健康跟父
母都在身边的不一样。 （访谈对象 S11，原 J 厂钳工，访谈时间：
2016 年 8 月 2 日）
他们（指钳工）干这个毕竟是违法的，风声紧的时候难免
东躲西藏，就算没被抓，也是担惊受怕、高度紧张的。 进去的人
会不会供出他们来，也说不准。 进监狱之后案底是要记录在个
人档案里的，会影响到他们以后重新就业，对他们子女教育升
学、考公务员等也会有影响。 （访谈对象 S42，原 J 厂生产处处
长，访谈时间：2016 年 8 月 2 日）
生存伦理是国企工人抗争和集体行动的意义阐释 （Chen，2000；唐
军，2006），“养家糊口”的道义目的天经地义。 但问题在于，国企工人道
义生存的正当性依据并非自动生成， 为了生存而采取的手段也不能以
侵害社会集体利益为代价。 国企工人“保卫家园”的抗争与集体行动蕴
含着明确的集体利益指向， 它针对的是侵吞国有资产导致的集体利益
受损行为；而“打黑工”的后果则是对国民经济生产与再分配体制的破
坏，从这个意义上说，“打黑工”并不具备道义正当性基础。
市场化转型时期的行业体制特点与国企自身资源禀赋等方面的差
异，也会影响国企工人道义生存的正当性。 国企改制引发的工人下岗潮
集中在20 世纪 80 年代末至 21 世纪初（谢桂华，2006），在这一时期，大
量中小型国有企业破产倒闭，而 J 厂作为烟草设备定点生产企业，依附
于烟草业垄断体制下的专卖经营，分享到制度政策的红利，从而得以生
存。 因此，J 厂工人实际并未经历过这一时期大多数国企下岗工人所面
临的水深齐颈般的生存危机。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周边的普通地方国有企业已经破
产倒闭了，工人有堵路和上访的，摆地摊、卖菜等自谋出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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