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5 - 《社会》2021年第3期

社会·2021·3

生产和再生产的空间。 因此， 乡村发展和减贫行动既要关注农村的社
会、文 化、生态 、地 理 和场 域 ，也 要注意 一 些 动态变 化 的 维 度 ，如 季 节
性、动态性因素以及农村中复杂的制度和其他条件等。
生计框架分析的起点是农民拥有什么，而不是没有什么。 因此，该
框架显得较为温和与价值中立，并不直接挑战社会结构。 在农民走向无
产阶级化、农业走向资本化之外，该框架提供了更多关于农民、农业转
型以及基于农村生计的农政转型和发展选择的想象。 生计框架也因此
受到来自政治经济学等领域学者的批评，认为该框架过于地方化，过度
沉浸于对多元生计的复杂性和个体创造力的分析， 而缺少对政治和阶
级的关注等。 尽管如此，生计框架对于理解农政问题和农政转型还是有
诸多贡献。 它提供了综合性视角，不仅能够引导研究者关注宏观结构的
转型，还关注微观现实的复杂性、行动者的能动性以及改变结构的可能
性，从而更好地理解和解释农政转型的动力和过程（叶敬忠、贺聪志等，
2019）。
尽管“生计框架”的理论视角形成于 20 世纪 80—90 年代，但纵览
《江村经济》的内容、结构、思想和立场可以发现，费孝通在 20 世纪 30
年代便已经设计出了关于农政问题和农政转型分析的“生计框架”理论
视角的雏形。当然，接受过扎实人类学训练的费孝通会选择“生计框架”
作为分析视角，也完全在情理之中。 《江村经济》第 7 章直接以“生计”
（Livelihood）为标题，并在全书的论述中贯穿了“生计框架”的基本思想。
费孝通（ 2012：5-6、10-11、105-106、209-211、226、233）在前言中直
截了当地指出，“我们的根本目的是明确的， 这就是满足每个中国人共
同的基本需要。 ……一个站在饥饿边缘上的村庄对谁都没有好处”。 在
结论一章， 他再次直接言明，“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民的饥饿 问
题”。 他大量关于国际生丝价格下跌、工业技术改革、乡村工业衰落、高
额地租负担等的分析，均指向了农村家庭收入不足、口粮短缺、婚期推
迟、家庭工业破产、无力偿还债务、乡村经济不景气、村民处境进退维谷
等生计结果。其中，对于村民的互惠式贸易、信贷和非资本主义式生产，
甚至以补偿的方式维持村庄的航船制度等的分析， 也都是以村民生计
为核心价值来展开的。 书中提到的村庄养羊事业的兴起、货物贩卖以及
对恢复乡村工业的呼吁等，都是农民进行多元化生计创新、增加家庭收
入的重要尝试，体现了农民的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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