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5 - 《社会》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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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2021·3
文所述围绕通商口岸形成燕窝市场的过程，也将证明这一论断。 该网络
在东南亚产地一端向其内陆延展，为采摘燕窝、海参等土产的当地人带
去了产自中国且具有价格优势的手工业制品；而在中国内陆消费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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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华商与国内行号建立了联手经营关系和灵活的资金运作方式， 加
之与东南亚移民深厚的亲缘和地缘关系，因此他们能够主导国内市场。
在明清两代社会变迁的背景下， 类比主义本体论主导的朝贡制度
和中医的物质观、身体观具体化为对燕窝作为“至清之物”的价值追求。
在贸易环节，华商亦基于对燕窝物质性的熟悉展开行动，并主导了该贸
易网络。 然而在 16 世纪，沃勒斯坦笔下的世界体系开始扩张，它与中华
晚期帝国和南洋华商网络相遇，深刻形塑了后者的组织和运作方式，也
是在这一过程中， 今日以中国香港为中心的世界燕窝市场得以成形与
成熟。
四、华南燕窝市场的形成和转移
由于中国地域差异和自然物产的多样性， 朝贡制度的运作尤其是
历代王朝对海上物产的需求，需要依赖流通机制来满足。《史记·货殖列
传》提到的玳瑁、香药等长期为宫廷所需的海上物品之供应，往往都是
通过商人的远程贸易完成的（刘志伟，2019:22）。 在明代，东南亚的燕窝
多“ 随舶至广”，自隆庆元年（1567 年）明朝政府解禁开放漳州月港为海
外贸易口岸后，华商逐渐转移到福建沿海活动。 清初实行海禁后，雍正
五年（1727 年），厦门正式开放外洋贸易，逐渐成为包括燕窝在内的奢
侈品进口口岸。
当时， 中国船只按照航线的不同， 依当时厦门一带的习惯， 分为
“商船”及“洋船”两类，分别指从事沿海贸易和从事远洋贸易的中国海
商船只，外国商船则被称为“藩船”，居于次要地位（陈国栋，2006：349-
351）。 从乾隆十七年到二十一年的记录来看，航行在厦门港的福建船
只每年不下 60 艘（松浦章，2016：452），而在贸易物品之中，燕窝始终居
于显要位置。 10 但燕窝并非当时唯一的贸易品，除了奢侈品之外，比较
9. 参见：“参燕业之概况”，载《苏行旬报》1937 年第 4 卷第 20 期第 5—9 页；上海社会科
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市国际贸易学会学术委员会，1989：421-422。
10.“中暹交通，以厦门大五帆船最占势力，燕窝亦多由福建商船选至北部。 故旧志或误
为福建特产物”（程登瀛，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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