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4 - 《社会》2021年第3期

燕窝贸易的三重世界

对燕窝贸易过程的考察则旨在表明燕窝的物质性如何有助于华商
对这一网络的垄断。 由于利润丰厚，在盛产燕窝的婆罗洲和爪哇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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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土著、苏丹、港脚商人 乃至欧洲殖民者无不试图插手燕窝贸易。
然而，这些竞争群体往往只能在采摘、山洞所有权和税收环节介入，而
燕窝贸易网络的关键环节， 诸如从婆罗洲和爪哇内陆到巴达维亚等港
口，再到中国沿海如广州、厦门等地，其中的收购、保存、运输、售卖等环
节均牢牢控制在华商手中（冯立军，2015b）。 据包乐史（Blusse，1991）估
计，最迟在 19 世纪，华商就已基本垄断了燕窝贸易。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恰恰就在于燕窝的特性。 新加坡总督莱佛士
很早就注意到欧洲商人对燕窝贸易几乎无从插手，因为燕窝容易折损，
在潮湿的气候下又容易发霉， 不易保存的特性使其在保存和运输时需
要被特别保护，而华商恰恰深谙此道。 另外，当面对消费市场时，闽粤商
人在 19 世纪上海和香港的参燕行中也占有绝对优势。 包括燕窝、海参、
鱼翅在内的产品，通常从东南亚到货之后，需要熟悉等级差别和消费市
场的庄家将其分为几个等级，“按质论价， 业外人不易插手”。 8 而正如
上文所述，“按质论价”实际意味着某种特殊的身体体验和物质性感知，
如同袁枚笔下的穿凿之俗人占有但不理解燕窝， 其他文明中的人对燕
窝物质性的不理解同样构成了进入这一贸易的壁垒。
莱佛士同样注意到，18 世纪末期，当荷兰与中国之间的白银贸易紧
缩时，荷兰政府一方面限制白银从巴达维亚等港出口，另一方面也鼓励
当地华人移民用燕窝代替侨批寄回家乡， 由此在巴达维亚和中国沿海
城 市 之 间 构 筑 了 一 个 以 燕 窝 等 奢 侈 品 为 形 式 的 侨 批 链 条（Blusse，
1991），但这或许仅是海外华商网络中的一部分。 戴一峰（2002）和庄国
土（ 1999） 认为，18—19 世纪东南亚的欧人势力隆盛之时， 与其说华商
网络经历了萎缩和衰败， 不如说它的表现形式从占主导强势地位的武
装海商网络转为无所不在的渗透型服务网络， 并开始与华人移民相结
合，借助欧洲殖民化进程，在某种程度上主导了东南亚的经贸活动。 下
7. 17 世纪末期，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其垄断权稳固后，开始允许一些商人领取公司颁发
的商业特许证从事与中国之间的土货贸易。 从 17 世纪末期到 19 世纪中叶，在环南中国
海、尤其是中印贸易领域，出现了一批在公司特许之下专门经营土货贸易的商人，包括
印度人和侨居印度的欧洲人，他们被称为“港脚商人”。
8. 参见：“参燕业之概况”，载《苏行旬报》1937 年第 4 卷第 20 期第 5—9 页；上海社会科
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市国际贸易学会学术委员会，1989：42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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