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72 - 《社会》2021年第2期

知变又知常：观念是如何转型的？

计划生育宣传月活动指挥部文件》要求，要集中精力抓“女儿户”的结扎
工作：“该落实绝育手术的‘女儿户’长期逃避在外，乡、镇政府应规定
时间，限期回家落实绝育措施。 到期不归者，可由村委会和乡政府收回
其承包土地和山场”。 1989 年 10 月的《Y 县计划生育工作简报》又再一
次强调了对“女儿户”的处理，并树立典型：“江河乡云生村节育对象周建设，
第一胎女儿已 10 岁，本人承认只生一胎，据群众举报已生三胎。 经过攻
心战，承认第二胎死婴，经掘地检查，确属事实，但不承认已生三胎，并
做了绝育手术。 同时他们对 52 户外出对象， 除五月份 28 人回来环透
外，24 户未来环透的进行了重押，现已押进 9 人”。
从上述文件能够看出，瞒生和外出偷生的人不在少数，这一点也体
现在部分处罚的文件中。 1988 年 8 月，刚刚与廖喜订婚的王春莲怀孕，
两人偷偷前往济南。 1989 年 6 月 29 日，王春莲生下一女孩，交给济南
市机场一厂工人李树槐与王丽暂时抚养。 廖喜和王春莲回到 Y 县，隐
瞒了这件事情，直到被当地计生部门发现。 9 具体到屿村，在一份 1990
年手写的《屿村大队坚持开展计划生育九年情况汇报》中也能够发现类
似的情况：“贫农妇女余秀丽 21 个月连续生二胎小孩”，“妇女胡菊香在
25 岁便已经生了 5 个小孩”。 考虑到这一文件的性质和目标，这些情况
可能都有所保留。 从当地的档案记录与村民的回忆高度契合这一点可
以判断，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强压下，乡民通过“瞒生”“秘生”等策略来
完成生育目标。
但是，先育后婚的萌生并未得到村庄成员的普遍认可，仍然有一部
分人反对先育后婚和婚前发生性行为的做法。 段峰林在 1984 年结婚，
他在回忆订婚的场景时说：“订婚之后， 正经人都不会和姑娘住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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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 这与前文陈春生、宋士诚的说法并无二致，此时的先育后婚仅仅
是作为策略存在，村民口中“不道德”“不正经”的评价实际上是说，没
有婚礼的证明，男女双方发生性关系和生育的行为是逾矩的。 它所对照
的是村庄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一直延续的先婚后育的道德谱系，因此，
先育后婚无法在观念上被村庄内部成员普遍接受。
但吊诡的是，1980—1995 年先育后婚的推动者却主要是村庄中最
知礼守礼的老人。 1985 年， 尚未举行婚礼的谢仁春和刘彩琴生下一男

9. 来源于 1990 年政府工作人员与廖喜的谈话记录。
10. 段峰林访谈记录（2019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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