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9 - 《社会》2021年第2期

社会·2021·2

在这里，笔者简单梳理一下观念的研究路径：从洛夫乔伊（2015：5-
9）强调在分解中寻找恒久的基础性“单元—观念”，到斯金纳（2005：43-75）
批评前者存在着“时代误置”和“内在连贯性下的偏见”，进而提出应将
文本中的思想与观念置于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 再到观念社会史朝着
普罗大众实践活动和价值体系的转向（李宏图，2018），观念的“社会”维
度愈加被重视和挖掘，对观念落地、扎根和扩散过程的呈现为理解地方
世界的意义系统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从这一思路来看， 无论是将传统的婚育观念视作绵延不绝的社会
底蕴， 还是将婚育观念的变迁看作国家力量或工业浪潮主导下的必然
之势，都是在扎根并尝试理解地方世界的意义系统。 与此同时，有两点
可以借鉴并进一步拓展：第一，观念系统内部具有丰富的层次，需要重
视不同观念间的合作或抵牾。 如果忽视或消解掉观念的层次性，便容易
将其处理成铁板一块而难以在具体情境中体会其内在的丰富意涵。 就
婚育观念而言，看似一体的先婚后育观念和传宗接代观念，在常态与非
常态中就呈现出了不同的实质互动关系。 第二，需要挖掘行动主体被掩
盖的“生成性”。 主体并非仅仅是观念支配下完全顺应的“承载者”或“随
变者”，而具有着调整或重新生成规范性观念的能力，能够利用具体情
境下的规则和资源再生产新的结构性特征（吉登斯，1998：89-91）。正是
基于这两点，本文试图呈现观念变迁过程中行动者的能动性，进而对主
体理解下的观念层次及其背后的道德流变作出分析。
本文所使用的经验材料来自于笔者及团队于 2019 年 1 月、2019 年
6—7 月和 2020 年 1 月在浙江省 Y 县赤水街道屿村所做的调研。 屿村
位于浙江省东部，Y 县南部，距离市区 15 公里。 村庄占地 500 余亩，现
有家庭 400 余户，1700 多名居民。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屿村以童装生
产为主，多采用家庭作坊的经营形式。 本文所使用的资料主要来自三个
方面：一是对村庄中不同年龄段人群的访谈，主要聚焦于以婚育为主线
的家庭史，共访谈了 73 人；二是半参与式观察，包括对代际间互动以及
一场涵盖不同行动主体的完整婚礼的记录；三是婚育方面的档案材料，
主要为 Y 县档案馆保存的资料和 Y 县法院与赤水街道司法所的判决
与调解记录。 通过上述三种不同类型的材料，本文力图在比较、印证与
相互补充中尽可能还原婚育观念转型的过程， 并在此基础上把握绵延
其间的意义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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