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6 - 《社会》2021年第2期

知变又知常：观念是如何转型的？

向传宗接代的生育。
长期以来，这种基于伦理的婚育顺序一直具有强烈的道德意涵，并
成为道德评判的关键指标。以萧红的“回忆式”（葛浩文，2019：190）小说
《呼兰河传》为例，当碾磨的冯歪嘴子和王大姐在婚前生下孩子后，周围
人对二人的评价出现了剧烈反转。 原先因为身材高大被称赞“兴家立业
的好手”和“膀大腰圆带点福相”的王大姐，在非婚生育之后被嘲讽为
“说话声音这样大，一定不是好东西”和“长的是一身穷骨头穷肉”，而
“野老婆”等道德贬低性的评价更是随处可见。不仅如此，两人在婚育上
对传统规范的背离很快导致全方位的道德否定， 周围人通过“作传作
记”的方式“编排”王大姐的往事进行批判（萧红，2018：194-214）。 这正如
杨懋春（ 2001：117-118）在山东台头所发现的，没有正式婚姻的性关系
受到道德的禁止，是一种极其损害名誉的行为。 当部分人损害到婚育伦
理时，社区内部会呈现出强烈的抗拒和排斥，这也反映了婚育伦理本身
所蕴含的道德规范的内化程度。
在西方现代思潮传入的背景下， 传统的婚育及家庭观念很快受到
冲击。 清末民初， 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改革派在男女平等的诉求下提出
“毁灭家族”（梁启超，1998：81）的主张，认为婚育问题乃“男女之事，但
以恂人情之欢好，非以正父子之宗传”（康有为，1998：221）。这一思想在
“ 五四”运动时期也有诸多体现，部分青年提出建立“有性、生育而无婚
姻”的社会，强调对性关系的去道德化。但总体来看，这一阶段的主张已
经不如先前激进，从“毁家”的要求转向了更为核心的“建立新家庭”，
即要求废除宗法制度， 追求保障人格平等的恋爱婚姻 （赵妍杰，2020：
158-199）。 作为形式的婚姻和家庭在此时尽管仍得到承认，但父子主轴
逐渐转向夫妻主轴，两性之爱开始突显。
在这种新观念的冲击下， 传统婚育观念基于礼的道德意义被不断
稀释甚至颠覆。 需要注意的是，这股家庭革命的大潮大多发生在上海等
大城市，乡村地区仍然按照传统的方式缔结婚姻和组建家庭，只不过乡
村由于无人代言而处于“失语”的状态（赵妍杰，2020：174-175）。这一点
在《 金翼》一书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当张芬洲的儿子张茂德结婚时，这位
在城里受过教育并且接受了很多新思想的年轻人依然愿意让父亲替他
包办婚事（林耀华，2000：41）。 多年之后，黄东林的儿子“三哥”在英华
书院毕业之后，与接受了同样教育的女学生陈素珍自由恋爱结婚，在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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