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7 - 《社会》2021年第2期

社会·2021·2

礼仪式上，这对新人打破传统，全程侃侃而谈，让整个黄家村都非常诧
异（林耀华，2000：97-98）。 可见此时的农村，传统的婚育方式仍然在人
们的观念系统中占据主流位置。
在中国共产党于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由点及面进行的婚姻家庭改
革中，革命理想、传统伦理和地方风俗开始混融（丛小平，2009；王颖，
2018）。在这种新型的婚育实践中，虽然“婚姻自主”的原则被确认（丛小
平，2015），但在给予青年男女自决权的同时，实质上也包含着对前者的
收紧和限制（黄宗智，2006；周蕾，2017）。 这一点同样体现在集体化时
期，父母对子女的婚姻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决定权（王跃生，2002），礼俗
的变迁相较“运动”的时间更为缓慢（贺萧，2017：180-185）。即使在此后
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文革”中后期，当革命的热
情 逐 渐 衰 退 时， 传统婚 育 观 念 又 开 始 复 兴 回 潮 （李 秉奎 ，2015：158-
160）， 保 守 的 道 德 观 与 价 值 观 再 次 成 为 乡 村 的 主 流 （赫 特 尔 ，1988：
417）。 整体来看，在婚育这类家庭私事上，传统道德规范仍然是乡村社
会的基石与底色， 政治层面的普遍动员并未在根本上动摇家庭与婚育
的核心价值和准则（吴重庆，2014：34），婚后孕与婚后育的观念依然牢
固，并被相对完整地延续下来。
与上述 观 点 不 同 ，阎 云 翔（2006：252-261）认 为 ，社 会 主 义 国 家 对
家庭的改造是彻底的，村庄中的传统道德让位于国家塑造的社会主义
道德，因此，当集体化终结之后，乡村社会出现了道德真空，强调个人
权利的消费主义道德观开始渗入并占据主导地位。 改革开放之后，个
人主义崛起并被推至高潮， 作为直接体现， 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下岬
村，婚前性行为和怀孕已经广泛流行于年轻人之中（阎云翔，2006：81-
83）。 这一思路与斯通（2011：405-412）对 18 世纪英国非婚生育率的提
升所作之解释有相似之处。 在国家与教会对性 行 为 放 松 控 制 的 背 景
下，年轻人本身对性行为之道德标准的敬意逐渐降低。 与阎云翔侧重
国家因素的解释路径不同的是，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兴起被视作理解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私人生活转型更为关键的因素。 在市场经济带来
的高流动性下，传统婚育道德观念的影响力日渐淡薄，年轻人对性的
沉迷追逐和婚外性行为在村庄之中逐渐蔓延开来，呈现一种脱离常轨
的无序状态（阮新邦、罗沛霖、贺玉英，1998：219-231）。 在城乡之间的
迁移流动下，走出乡土的青年逐渐接受现代观念和文化价值，未婚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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