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8 - 《社会》2021年第2期

知变又知常：观念是如何转型的？

孕的现象开始普遍出现（风笑天，2006；陆学艺，2018：80）。 这一观点尤
其体现在对西方第二次人口转型的解释中：工业化推动下的人口流动
以及年轻人日益增强的经济自立，致使其投入婚前性行为的可能性不
断增强（吴帆、林川，2013）。 可以发现，无论是侧重国家还是侧重市场
经济对私人生活转型的影响，这些研究都认为，传统的观念和道德不
再对村庄中年轻人的婚育选择构成强有力的约束，个人主义崛起下的
“破旧立新”已成必然之势。
与以上看法不同， 在中国乡村社会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婚育观念
变迁的问题上，杨善华、孙飞宇（ 2015）强调“社会底蕴”的韧性这一更为
本质性的理解，即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具有传统特性的结构性观念、
风俗习惯或者道德性规范往往处于相对稳定的“恒常”状态。 雷洁琼等
（ 1994：186-193）在调查中也发现，虽然存在地区差异，但从整体上看，
农民的婚育行为仍然受到传统模式的影响。 基于对皖北村庄的考察，韩
敏（2007：258-265）也认为，传统的婚育结构和文化在历经各类“运动”
之后仍然具有相当程度的延续性，并未发生根本性变革。 也就是说，传
统婚育行为的道德观念仍然扎根在村民的日常生活和行动中。
基于上述两种不同的观点，本文提出的问题是：就婚育行为而言，
在村庄层面原本稳定的传统观念和道德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是否正
在或已经萎缩？ 这一过程是如何发生的？ 为此，本文试图通过对浙江屿
村“先育后婚”这一看起来较未婚先孕更为激进的事实以及从 20 世纪 70 年
代末出现到逐渐定型并被村庄普遍接受的 40 余年过程的梳理，展现婚
育观念转型背后的意义流变。
现有对先育后婚的研究多将其作为“现象”分析其产生的原因，比
如，当地年轻人的人口流动、男性偏好的传统文化以及个体应对计划生
育政策的理性选择（陈红霞，2012；邢成举，2019），但本文试图将先婚后
育作为“观念”或“心态”来处理，进而在规范层次上对先育后婚进行讨
论。 正如费孝通（2009a：449-452；2009b：406）所言，作为地方文化中最
基本和最核心的部分，包含思想意识、感情与志向的观念已经完备且深
入地融合在每个人的生活细节中，成为不言而喻的“意会”，进而影响我
们整个文化的基础。 因此，对婚育观念变迁问题的回答实质上可以转化
为一个更为具象的问题： 先育后婚是如何从与传统的先婚后育观念的
相悖中萌生，进而在村庄层面被普遍接受的？

· 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