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75 - 《社会》2021年第2期

社会·2021·2

近零计划外生育。 总体来说，在 90 年代中后期，无论是政策本身还是执
行落地情况，都较之前有了一定松动。 15
在这一形势下， 部分家庭开始不再接受先育后婚的形式， 转而要
求重返先婚后育的礼俗。 1998 年，在父母的催促下，吴世达举行了婚
礼，此时，他的妻子并未怀孕：“我自己倒没什么，他们的意思是现在也
不是只能生一个孩子了，两个人又都是村里老人协会的委员，一定 要
我先办酒再生孩子，不然不光彩。 ” 16 这种对于名誉的要求也见于新晋
的年轻夫妇。 2001 年 2 月，已经怀孕 5 个月的杨萍在丈夫和公婆并不
赞成摆酒的情况下，还是坚持举办了婚礼：“我知道他们的想法，但是
婚礼是一辈子的事情，带着孩子一起结婚实在是太丢人了，所以我坚
持一定要先办婚礼。 ” 17 同样，与杨萍年纪相仿的宋春苗也是在怀孕 6
个月时坚持先婚。 18 可以发现，在正式制度开始松动的情况下，原本因
实现传宗接代目标而让步的先婚后育观念开始重新抬头，避免“不光
彩”和“丢人”这些有损名誉的评价重返部分家庭的核心诉求，婚礼仪
式再度受到重视。
与此同时，部分家庭通过“模仿”依旧选择先育后婚。 杨秀松在1999 年
与妻子生下一男婴， 两人此时并未成婚：“这些年村里很多人都是这么
过来的，现在干这事议论的也少了，不是什么新奇事，你看前面多少人
19
不都是先上车后买票吗？ ” 就村民的日常生活和实践来看，个人行为
受到村庄内部或同群体中他人可观察行为的影响（谢林，2005：196）。 20
世纪 80 年代先育后婚的行为出现之后， 虽然在村庄层面受到道德非
议， 但传宗接代诉求下的模仿者不断增多， 即使计划生育政策开始放
松，部分家庭依然选择先育后婚这条道路。 当这一行为的参与者越来越
多，人们便越来越倾向于“理解”并“习以为常”，先前突破传统的道德

15. 政策强度和执行松紧度的这种差异也直接体现在村民对两任村妇女主任的评价上。
1996 年，裴琳接替孙琴担任妇女主任。 当谈起孙琴时，人们的评价多为“严厉”“不近人
情”，这一点孙琴自己也承认：“我也知道村里人怎么说我，当时就是按照政策来，我们哪
有什么办法”（孙琴访谈记录，20200118）。 而当人们谈起裴琳时，评价则多为“挺好”“会
帮人”。
16. 吴世达访谈记录（20200118）。
17. 杨萍访谈记录（20190126）。
18. 宋春苗访谈记录（20190123）。
19. 杨秀松访谈记录（2020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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