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0 - 《社会》2021年第2期

知变又知常：观念是如何转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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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将楼房租给外地人赚取租金， 自己搬到街道或市区居住。 在此情
况下，屿村的童装工厂现在仅有少数几家由“90 后”的子辈接班，而大
多数人家的子女更倾向于在赤水街道或市区工作，因此，在城市购置新
房成为结婚的刚需。 结婚当天，新婚夫妇会搬到新房居住。 在春水镇一
家银行上班的陈碧君于 2018 年育有一女， 之所以到现在仍未举办婚
礼，便是因为在等新房装修好，这样婚礼之后就能入住。 30 同样，风泽选
择在这个时间成婚也是因为刚刚拿到新房的钥匙。
这项“新婚必有房”的标准不仅影响在外工作的年轻人，也在村庄
内部产生压力，成为一项在形式上必须遵守的婚礼硬性条件。 作为村内
少数几位继承家庭童装企业的年轻人， 杨少帆今后虽然将一直居住在
村内打理生意， 但他结婚时还是在赤水街道购买了一套新房：“村里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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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结婚都买了新房，老婆也要，没办法，这是形势。 ” 但是，即使在街
道，平均房价也已经达到 2 万元/平方米，市区的均价更是已经突破了 3
万元，在生意并不景气的情况下，这对村内不少家庭而言是一笔巨大的
支出。
可以发现， 走向豪华化的婚礼和对新房的要求与市场经济下村庄
内在结构的变动紧密相关。 在童装产业迅速发展的时期，经济实力不断
增强的家庭对于婚礼的支出开始走高， 而在追求面子和考虑人情的双
向驱动下，豪华化的婚礼规格即使在民营经济开始走下坡路的 2010 年
之后也没能刹住车，依然继续攀升。与此同时，在童装生意遇冷之后，协
助或继承家庭作坊已经不再是年轻人的职业选择， 在向外流动的过程
中，购置一套城市新房成为婚礼新增的要件。 当豪华化的婚礼与购置新
房的要求交叠在村庄产业经济的下行期时， 在短期内无力支付的家庭
就陷入重返先婚后育的结构困境， 先育后婚的模式因此在行动层面被
普遍默许，并逐渐成为大多数家庭的第一选择。 需要注意的是，在观念
和规范层面，先育后婚并未完全站得住脚，在见证的缺失下，其在道德
层面依旧缺乏有力的支撑， 外界对这一行为的负面评价仍然让村民觉

29. 近些年，由于生意持续下行，本村人开办的童装企业数量较 2010 年之前有所减少。
在此种形势下，当企业的年利润不如楼房租金高时（一栋四层楼的租金为 18 万元/年），
一部分人便选择出租自家的楼房，靠收取租金为生。
30. 陈碧君访谈记录（20190125）。
31. 杨少帆访谈记录（2019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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