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1 - 《社会》2021年第2期

社会·2021·2

得难堪。 32 对于这一问题，扩大化的订婚实际上在规范层面补全了婚育
的意义之网。

五、“承认”的新造：观念层面的“正常化”

正如前文所言，在 20 世纪 80 年代计划生育政策的压力下，为了能
够让处于价值核心位置的“传宗接代”顺利进行，先婚后育的观念逐渐
被突破，先育后婚作为一种应对策略开始出现。 但这一无奈之下的被动
选择直接损害了村庄的道德和价值，在婚礼仪式的缺失下，未被见证的
婚姻缔结在村庄内部被视作不整全的， 而由此进行的生育则是有损名
誉的。 这不仅体现在生活世界的非议中，还体现在当生育成为唯一指向
的目标时，家庭内部也容易陷入一种不稳定的状态。
在 1980 年之后，订婚后由于女方不能生育而故意拖着不办婚礼甚
至直接取消婚约的情况开始出现。 在一份 1984 年 3 月提交给赤水街道
人民法庭“关于解除婚约的申请报告”中，申请人宋美英在 1981 年4 月
与同一大队的李物华订婚， 女方父母多次催促男方结婚，“但男方存在
企图，故意推拖，拒绝结婚”。 在大队干部调解无效后，双方出现财产纠
纷，宋美英遂以“性格不合”为由向法庭提出申请。 根据调解员的说法，
在这一时期，如果当事人在调解协议书上不愿写入“生育问题”这一原
因，便会笼统地使用“性格不合”带过。这一类型的调解在赤水街道并不
少见。 对于男方家庭来说， 在订婚之后取消婚约，“虽然在良心上过不
去，但是比起没有孙子，这也没有什么了”。 33 在这种完全指向生育的策
略中，男女双方的关系更接近于“试婚”，一旦女方在一段时间内无法完
成生育“任务”，便会面临“出局”的风险。 在这种情况下，男女双方对彼
此以及家庭的义务和责任被严重削弱， 缺乏见证和规范的婚姻处于道
德真空之中。
这一问题更为清晰地表现在柳春芳的案例中。 1995 年，20 岁的柳
春芳不顾父母的反对与比她大 6 岁的林涛开始同居生活， 此时双方并
没有订婚，甚至双方父母都没有见过面。 两人婚后的日子甜甜蜜蜜，但

32.“带着孩子和朋友一块吃饭的时候，她们就会说啊，上车什么时候补票啊之类的。 她
们都没参加过我俩的婚礼嘛，就觉得这算不上真正结了婚，有时候挺不好意思的。 ”（谢
蕊欢访谈记录，20190122）
33. 郑勋对于朋友中存在的这一行为的评价（访谈记录，2019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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