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3 - 《社会》2021年第2期

社会·2021·2

母看来，无论是年龄、家境还是品性，林涛并不是他们心中理想的女婿；
而对于男方父母而言，即使生育问题可能并不出在柳春芳身上，即使柳
春芳在法律上是林涛的妻子，但没有完成生育“任务”的她也仅仅只是
一位“候选人”。 在这种相互候选的关系中，婚姻难以得到充分的保障。
双方实际上在进行一场赌博： 男方可能因为女方无法生育而在各种压
力下进入下一段关系，女方则可能因无法生育而被视为“不合格”甚至
被“抛弃”。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结婚登记规定了双方在法律上的权利与义务，
但在家庭内部和村庄这类日常实践的生活世界中， 这一套并不奏效。
1999 年， 林涛的父母之所以同意两人登记， 是因为这一阶段浙江省计
划生育政策的二胎条件已经开始放松，而且，此时已经通过医学检查确
定柳春芳“能生”，因此两人就领了证。 但是，在村庄的内部意义世界
中，结婚登记只是“实用取向”下的生育证明而非婚姻证明。 在这一时
期，孕后育前登记的现象比比皆是，比如，村里的方静与余松星便是在
怀孕 7 个月、生育前 3 个月办理的结婚手续。 38 此时领证的目的不在于
证明婚姻的合法性，而是为了能够在医院顺利生产和进行户口登记。 这
一点在林家对柳春芳的态度上便可以看出， 一旦有了新的“生育候选
人”，解除法律上的婚约对男方家庭而言并非困难的抉择。 在这种关系
中，生育是第一位的。 也正是看到这种候选人关系的危险性，柳春芳坚
决要求通过婚礼将候选人关系落实成真正被“见证”的夫妻关系，正如
她所言：“登记谁也看不到，办酒大家都能看到，这才算是结婚。 ”对她
来说，只有在婚礼的仪式下，她和林涛的夫妻关系才算是真正落地和被
承认，她在家庭中的位置也才能彻底确立，被公开见证和承认能够给予
其法律所无法给予的意义认同。
柳春芳的故事并非个例。1980 年之后，伴随着先育后婚在村庄中的
扩散， 指向生育的动机使得年轻人的婚姻生活处于一种互相候选的不
稳定状态，男女双方对彼此的责任与义务在不断退缩，传统的婚育观念
受到严重冲击，家庭本身也在走向“脆弱化”。而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减
压，生育空间也逐渐放开。 虽然部分家庭力图重回先婚后育的轨道，但

38. 两人在 2007 年 11 月 30 日办理婚姻登记手续， 儿子于 2008 年 3 月 1 日出生。 方静
在怀孕 7 个月时领的结婚证，据她所说是“为了准生证才领的结婚证”（方静访谈记录，
2019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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