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3 - 《社会》2021年第2期

社会·2021·2

这些以“家庭困难”为核心论据对单位提出诉求的信件，是当时许
多知青采取的抗议策略。 正如陈映芳（2015）所指出的，在“上山下乡”
运动中，“家”这一 介 于“国 家”与“个 人 ”之 间 的中 间 项 成 了 共 同 的选
择，“家”所蕴含的传统道德性“不仅可能中和各种不同价值观间的对
立性，在伦理规范层面，也具有去政治化的实际功效”。 因此，从“家庭
困难”的角度提出请求往往被认为是合情合理的。 大约 5 天后，徐婉清
和林思德收到了工会的回信。 然而，厂领导不但没有回应家属的诉求，
反而告了林启华一状，说林启华骄傲自负、生活作风散漫、在经济上马
虎，等等（ 1982 年 5 月 22 日 H 厂工会信）。 徐婉清怒不可遏，“想不到
家庭困难，家长写信向工会求援时，工会却趁机来一纸告状书。 ……你
为厂里卖了七年苦力，没有功劳还有七年苦劳呢，封封来信都如此冷
酷无情……H 厂的米贩子们的良心都被狼狗吃了不成”。 于是，徐婉清
和林思德都建议林启华请长事假回上海。 请事假需要扣工资，而当时
林启华的工资才三十多元，但家人都认为可以不要工资，只要不被单
位除名即可。 他们一致认为，如果厂里不同意就辞职，“退职三五年后，
会没有单位要？ 三五年后的政策谁知道？ ”（1982 年 5 月 29 日徐婉清
信）
根据 1980 年的统计， 夫妻分居两地的干部、 工人及其配偶多达
920 万人。 这一情况不仅造成国家财政的巨大负担（相当于每年国家要
提供 460 万个为期 30 天的探亲假）， 同时还导致了一系列的家庭与社
会问题（王煜，1982：73）。 陈映芳（2015：181）也指出，个人—家庭—国
家三者间关系的失衡是 20 世纪 70 年代末诸多社会问题的直接原因之
一，也是社会共同情绪的一个重要根源。 从这一阶段的书信中我们可
以看到，徐、林二人与单位之间的关系已经接近破裂。 尽管工资可以不
计，但单位终究掌握着林启华的户口调遣大权，因此他们也无法与单
位彻底决裂。 但是，由于家庭内部问题（如生育、房子、父亲病重、债务
等）不断出现且始终未能得到国家与单位的支持，两人内心生发出了
强烈的不满与不甘，与单位的关系也不断恶化，直到这股“愤怒之情”
最终转化为理性而功利的“小我”。 正如潘鸣啸（2005：178）指出的，“下
乡经历没有使他们变成献身于实现乌托邦的理想主义者, 而是学会了
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 他们没有成为雷锋那样的纯粹利他主义者，而
是学会了在艰苦条件下为个人生存而奋斗”。 然而，这种“个人生存”的

· 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