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8 - 《社会》2021年第2期

家庭本位的“关系”实践：私人书信中的家庭主义图像（1972—1995 年）

济上非常依赖老年人，而老年人则在精神上非常依赖年轻人，这使得
主干家庭以一种充满冲突的方式持续存在着（Wei，2019）。 这些研究都
试图证明主干家庭在当代中国社会充满生命力， 本文则发现，20 世纪
80 年代前后的中国青年在体制安排下依然坚持家庭主义，更准确地来
说，他们在精神上向往核心家庭，在经济上（广义的经济生活）则与主
干家庭模式紧密捆绑。
（二）家庭主义对国家主义的挑战
从家庭与国家关系的视角来看，我们可以说，林启华“商调”回 上
海的过程，是一个以家庭为本、以“关系”实践为具体行动，对制度安排
进行挑战的过程。 它清晰地呈现了行动者及其家庭与各级代理人之间
的冲突，以及个体、家庭与体制之间既依赖又对抗的关系。 一方面，他
们对体制的资源供给有强烈的依赖， 衣食住行无一不依赖于单位，甚
至其关系网络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单位。 比如，徐婉清利用
在宾馆工作之便，安排意欲讨好的对象在上海的宾馆住宿；林启华父
亲利用在新华书店工作之便，帮助他们购买书籍、文娱用品以及小家
电等。 另一方面，制度的安排又与家庭团聚这一基本诉求相背离。 以本
文书信的主人公徐、林二人为例，由于长期分居两地，他们对这种制度
性的安排越来越感到不满与愤怒。 在反抗的过程中，他们还因为“关
系”实践中所包含的不平等与不公平而进一步激发出了内心的不满、屈
辱和愤怒。 这些情感最终瓦解了他们对社会正义的信心，也进一步强
化了他们对家庭的依赖和家庭主义观念。 正如在西方社会中同样存在
的情形（Lasch， 1979）一样，他们产生了一种视家庭为天堂的期待。
戴维斯和郝瑞（Davis and Harrell，1993:1-2）指出，计划经济并没有
毁灭传统的中国家庭，相反，许多重要的政策实际上进一步稳固并强
化了家庭。 比如，政府在公共卫生和饥荒救济方面的大量投入降低了
人口死亡率，平均寿命得以延长，不同社会阶层的人都比 1949 年之前
有了更复杂的亲属关系网络；对人口流动的限制又使得人们与亲属间
的关系更加紧密，等等。 因此他们认为，1950 年至1976 年间，中国的家
庭在一个充满悖论的环境中生存与自我再生产。 计划经济的强制性平
等主义常常让中国的父母和孩子比以往任何 时 候 都 更 能 实现 传 统 家
庭主义的核心理想，与此同时，它又削弱了许多人们去实现这些理想
的原始动力。 然而，在徐、林的案例中，革命话语似乎并不能削弱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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