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0 - 《社会》2021年第2期

家庭本位的“关系”实践：私人书信中的家庭主义图像（1972—1995 年）

家庭主义。 正如克雷德（Creed，2000）所指出的：对特定家庭观念的文化
承诺可以为抵抗国家和资本力量的入侵提供基础。 本文的个案研究即
呈现了家庭主义在抵抗国家制度安排对家庭的过 度 干 预 中所扮 演 的
重要角色。
（三）道德教化与道德内化
从本文的个 案 中可 以 看 出， 即 使 是 在 集体 主义价 值 观盛 行 的时
代，徐、林二人也并未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所推崇的那种“毫不利己、专
门利人”的“新人”，相反，他们内心认同并践行的仍是具有家族“偏私
性”（ partiality）的家庭主义价值观，甚至是利己主义的价值观。 这就向
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道德教化为什么未能转化为社会成员身体力行
的道德行为？ 本文认为，其根本原因是用以教化社会成员的道德信条
未能被内化为社会成员个人的自我价值认同。 正如孙国东（ 2019）在评
论阎云翔题为《关于书信研究方法的几点思考》的讲座时指出的，“那
个年代的乌托邦主义（革命主义、集体主义）的信仰，相对于社会成员
的自我认同来说，仍在相当程度上具有某种外在性。 因此，我们可以看
到，那个年代的人们与生活在当下的国人，在精神底色上其实是同一
种人：他们就像生活在当下的中国人‘超越’过去一样，在本性上都是尼采
笔下的‘末人’（ the last man），有欲望和理性，但没有激情；所谓的激情
是外在强加的，能否成为其自身‘伦理—存在’意义上的自我认同是有
疑问的”。 可见，道德规范要想落实为道德行为，必须要让社会成员将其
内化为自我价值认同。 只有这样，道德规范所蕴含的道德理由才能构成
威廉姆斯（Williams，1981：101-113）意义上的“内在理由”（internal reasons），
从而避免道德实践中的“实践非理性”（practical unreason）以及哈贝马斯
（Habermas，1996：115-117） 所提出的“动机不足” 问题或亚里士多德
（ 2003：196）所谓的“不能自制”问题，即“信的是一回事，做的是另一回
事”。 借用慈继伟（2010：571）的话来说，这种“规范落实的危机”是一种
伦理危机，而不是道德危机，它所涉及的“首先是一个人与自己的关系
而不是与他人的关系，也就是说属于伦理（ethics）或‘好生活’（the good
life）的范畴而不是道德的范畴”。道德教化是否以及如何能够经由道德
内化落实为社会成员的道德行为，这一问题虽然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
围，但同样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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