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3 - 《社会》2021年第2期

社会·2021·2

这样的观念有了极大的转变：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具体个体主义逐渐
从私人领域拓展至公共空间。 其中隐含的自我意识和自由精神不仅鼓
励人们通过构建独异化的生活来确定个人身份、满足自我需求，还将个
体的愿望与各类社会运动、 制度改革联系 起 来 （ De Singly，2005：32-
73）。 在《自我·伴侣·家庭》（Le Soi，le Couple et la Famille）一书中，桑格
利也明确提出：一方面，家庭类型的多元化和家庭结构的多样化标志着
具体个体主义在家庭和社会领域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另一方
面，这促使整个社会文化系统重新认识个体化家庭的常态性，以及个体
在实现家庭构建方面的能动性（ De Singly，1996：262-270）。 由此，个体
便不再是涂尔干所说的抽象意义上的“道德楷模”，而是桑格利眼中人
道主义复苏和现代文明进步的具体代言。
伴随着对个体化之影响的探讨，“去家庭化”（ de-familization） 这一
颇具争议的说法开始出现（ Munoz-Dardé，1999：37-56）。 这种说法意在
表明，家庭在个体化的进程中将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存在，抑或成为以
个体意志为转移且时而群聚、时而解散的流动共同体。 对此，一些质性
研究和量化分析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从制度层面来说，传统意义上的家
庭概念的确趋于弱化，但以个体身份为聚合、以个体情感为纽带、以个
体空间为组合的现代家庭却日渐兴盛。 换句话说，家庭的组织形态正逐
渐 从 制 度 与 规 约 转 变 为 寄 托 与 陪 伴 ， 并 继 续 朝 人 性 化 的 方 向 发 展
（Attias-Donfut，et al.，2002；Muxel，2015：735-769；De Singly，2017：43-44）。
以文化传承为例，在家庭个体化的时代它将具有不同于以往的意涵。 年
轻一代对家族传统和文化的传承不再是机械的复制， 而是基于自身意
愿并权衡利弊之后做出的自主选择。 这些选择与自我的发展相结合，通
过个体对传承内容和传承方式的取舍，最终达成旧习俗与新观念、集体
性与个体性、过去式与现在式的调和（De Singly，2000：197-216）。 类似
的描述也出现在一些有关二代穆斯林移民的研究中。 这些研究发现，许
多北非裔青年开始自觉地反思家族传统与个人信仰之间的关系， 他们
越发倾向于将二者加以区分，即家族传统源于祖辈的恪守，而个人信仰
来自于自身的追求。 虽然亲代与子代时常同读宗教典籍，但子代不再全
盘接受族长和父辈的释义， 而是通过查阅书籍文献和网络资料做出自
己的判断（Kaya，2009：62-77）。
就此，家庭个体化不仅不会导致家庭制度的消解和“个体—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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