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8 - 《社会》2021年第2期

“个体化”之困：当代法国家庭研究的疑义与论争

的一方惯于用宏大的视角发掘结构性的不公、强调个体力量的薄弱；偏
“右”的一方则倾向于细节性的观察，乐于肯定个体获得的自由及其为
家庭与社会变迁做出的贡献。 这种分治不仅导致理论观点和政策实践
的割裂，还进一步使社会文化观念变得刻板与苛责，或许可以引入中国
式的圆融对此加以调和。
首先，个体与家庭的轻重之分可转化为对二者协调并存的关注。 不
同于涂尔干“重家庭”或桑格利“重个体”的论述，中国学者笔下的个体
与家庭的关系似乎更加平和、更具变通性。 无论是下岬村主干家庭的增
加、分家时间的延迟、青年群体的崛起、独立意识的普及（阎云翔，2012：
12），还 是 中 产 阶 层 女 性“主 妇 化 ” 或“职 业 化 ” 的 回 旋 余 地（吴 小 英 ，
2014：62-68），均反映出个体与家庭在中国社会的并立和通融，以及二
者在追求幸福生活和共同发展时抱持的一致目标。 这种对一致目标的
强调恰恰能够化解孰轻孰重的争执， 有望改变长期困扰法国学界的分
治逻辑。
其次，对家庭个体化现时性的考察可转变为对其变迁过程的总览。
相较于法国学者， 中国学者更倾向于用历时性的思路探讨家庭和个体
的流变，也更善于反思传统性与现代性的过渡与兼容。 正如当今中国家
庭对孝文化的秉承（刘汶蓉、李博健，2020）和对集体主义的持守（阎云
翔，2016：144-157），法国的家庭个体化其实也内含着历史的印记。 如上
文提到的， 这些印记往往是造成新型束缚、 族群区隔和社会心病的源
头。因此，从家庭个体化这一过程出发，正视其中存在的传统因素，对于
整合法国学者片段化的经验研究或将十分必要。
最后， 对个体化人群的一概而论可调整为对不同家庭成员的区别
对待。 虽然卡斯特尔等人注意到阶层区隔会对个体化进程产生影响，但
涉及家庭成员间差异性的相关研究极其少见。 反之，在中国学者的论述
中，子女与长辈、媳妇与公婆在个人追求和自我奉献上的差别都有鲜活
的呈现（阎云翔，2012：21-22，2017：186；沈奕斐 ，2019：300-327），使 家
庭个体化的样貌更加丰富多元。 可以说，法国学界对家庭个体化现象的
解读之所以充满分歧，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忽略了不同年龄、性别、角色
的家庭成员往往拥有不同的经济条件、 社会支持、 认知层次和行动能
力。 因此，若要全面地解读家庭个体化现象，还应考虑个体化程度的差
别，这样才能逐渐消解“解放—束缚”的进退之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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