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88 - 《社会》2021年第2期

法律儒家化、卡迪司法与礼法融合的嵌入式规范结构

结果不尽相同。 尽管不同官员仍然围绕法律本身展开论证，但在不同制
度背景下，法律被不同程度地曲解。 法律儒家化开始后，法律本身的权
威不断受到侵蚀，不过，相关争论犹有法家之遗绪，即主要围绕法律条
文展开。 从中亦可见， 法律儒家化前后司法实践对法律规范有不同态
度。 法家理念下行为→罪→刑罚的实践形态与礼法融合后行为→礼/
罪→教化/刑罚的实践形态产生很大冲突，仅从费羊皮案就可以发现嵌
入式结构的两种次级形态。 法律被曲解以适应统治者推崇礼教的需求，
法律对司法的拘束力被削弱。 中国式卡迪司法所指称的也是这种情形。
当然，为了某些政治目的，统治者也可能损及礼教，同时也对法律造成
侵害，典型如北宋阿云之狱。 16 嵌入式结构所具有的开放性可从前述窥
见一斑，也正是这种开放性蕴含着卡迪司法的空间。
受韦伯影响，国内学界对中国古代是否为卡迪司法有过长期讨论。
一般认为，在司法模式上，卡迪司法要求实质审判，对应的是形式审判
（从另一角度指代的“依法裁判”）；在裁判依据上，卡迪司法要求非规
则性，对应的是具体的法律规则；在裁判结果上，卡迪司法追求个案正
义，对应的是同案同判（马小红，2009；周永坤，2020）。 相当一部分学者认
为，中国古代属于情理法裁判，追求实质的个案正义，因此应当属于卡
迪司法（ 滋贺秀三，1998；贺卫方，2003；高鸿钧，2006；汪雄涛，2011）。 但
也有学者指出，中国古代司法同样追求形式性，具有依法裁判特征（张伟
仁，2006；徐忠明，2010；高旭军，2013；黄宗智，2014:64-90）。 如前所述，这
种差异源自不同学者对嵌入式结构不同次级形态的观察， 甚至一些折
中观点也可从中得到解释。 例如，有学者认为，情理法审判也在追求某
种确定性（汪雄涛，2009，2010a；张本顺，2018），究其本质，这是想要明
确作为评价的“礼”或情理的确定性（关于情、理与礼关系的分析可见下
文）。
深入嵌入式结构的分析框架，可能实现对立观点的沟通。 首先，嵌
入式结构的产生深受法律儒家化影响，即使“行为→罪→刑罚”模式也
无法摆脱。 随着礼的精神渗入法律文本，依法裁判同样合乎儒家要求，

16. 北宋神宗年间，一位名叫阿云的女子谋杀未婚夫未遂，如何定罪阿云曾引起王安石和司
马光的激烈争论。 在法律解释上，司马光的主张既合乎法律条文原意也合乎礼教，王安石则
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法条原意。 但基于信任的原因，宋神宗最终选择支持王安石，以政治因
素裁决本案，也因此损及法律与礼教（李勤通，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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