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81 - 《社会》2021年第2期

社会·2021·2

来，罪是危及以君主为中心的政治统治秩序的行为，立法就是惩罚这些
行为；在儒家看来，违反礼的行为才会有惩罚的必要性，引礼入法就是
要通过立法惩罚违反礼的行为。 所谓法律儒家化，就是将“行为→罪→
刑罚”中的罪从法家的关注重点转变为儒家的关注重点，法家所主张的
“行为→罪→刑罚”的形式被用以保障儒家的精神。简言之，法律儒家化
使得依法裁判可以贯彻儒家法律理念， 但又带有强烈的法家特征。 其
次， 儒家礼的精神不会全然贯彻到法律中， 甚至某些还会受到君主抵
制。 在司法实践中，超出法律去礼中寻找裁判依据也有可能，或者说仍
合乎法律儒家化的要求（李勤通，2020）。 但礼是先于司法裁判的，或者
按照寺田浩明（2012：357-393）观点，这是一种非规则性法。 拘束司法裁
判的并非只有立法者所制定的罪，还包括礼。 这样，法律的规范结构中
就需要同时容纳礼、法这两种要素。“行为→礼/罪→刑罚”这种规范形
态就最终形成，这可谓礼法融合的嵌入式规范结构（以下简称“嵌入式
结构”）。 这种结构能够涵涉儒、法的不同法律理念，既可以支持依法裁
判，也可以否定依法裁判。不过，在儒家理念中，违礼的行为不必然导致
刑罚。 在司法实践中，儒家官吏也有可能以教化取代刑罚作为对民众行
为的反馈，即有罪不刑。 这使得嵌入式结构在司法实践中可能变成“行
为→礼/罪→教化/刑罚”，由此形成司法实践中的嵌入式结构。
我们可以发现，这种规范结构极不稳定。 仅从逻辑上就可见，嵌入
式结构有可能变成“行为→礼→教化”“行为→礼→刑罚”“行为→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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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 “行为→罪→刑罚”等四种次级形态。 这四种次级形态的意义不
完全相同：在形式上，“行为→罪→刑罚”是最合乎法家理念的，尽管其
法律精神逐渐转变为儒家的；在内容上，“行为→礼→教化”“行为→礼→刑
罚”“行为→罪→教化”带有更强的儒家特征。 显然，由于依法裁判具有
法家特征，这四种次级形态的儒家化程度存在差异。不过，据此仍可知，

12. 教化主要表现为轻刑或免刑，存儒家不教而杀谓之虐之意。 因情理而减轻或免除处罚的
事例在中国古代普遍存在。 例如，《旧唐书·玄宗纪下》载：“朕猥集休运，多谢哲王，然而哀矜
之情，小大必慎。 自临寰宇，子育黎烝，未尝行极刑，起大狱。 上玄降鉴，应以祥和，思协平邦之
典，致之仁寿之域。 自今有犯死刑，除十恶罪，宜令中书门下与法官详所犯轻重，具状奏闻。 ”
（刘昫，1975:207）《宋史·刑法志一》载：“天圣四年，遂下诏曰：‘朕念生齿之蕃，抵冒者众。 法有
高下，情有轻重，而有司巧避微文，一切致之重辟，岂称朕好生之志哉？ 其令天下死罪，情理可
矜及刑名疑虑者，具案以闻。 有司毋得举驳。 ’”（脱脱，1977：4975）《宋史·理宗本纪二》载：“癸
丑，诏悔开边，责己，其京湖、兴沔州军县镇见系囚情理轻者释之。 ”（脱脱，1977：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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