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80 - 《社会》2021年第2期

法律儒家化、卡迪司法与礼法融合的嵌入式规范结构

概念。 在某种意义上，儒家对罪的理解与早期罪观念很相似。 比如，在
《论语》中，罪观念较少被谈及，在少数谈论的场合，孔子仍然在君罪以
及超越性层面谈论罪。 如《论语·八佾》载：“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
所祷也。’”（杨伯峻，1980a：27）再如《论语·尧曰》云：“舜亦以命禹。曰：‘予
小子履敢用玄牡……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 ’”（杨伯
峻，1980a：207）当然，儒家也注意到罪对刑法的指导性。 如《孟子·离娄
下》载：“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 ”（杨伯
峻，1980b：187）但孟子对罪的讨论主要是对重刑主义的否定，与法家差
异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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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忽罪观念的另一面是对礼的关注，儒家主张用礼评价行为。 《礼
记·曲礼上》云：“道德仁义，非礼不成。 教训正俗，非礼不备。 分争辨讼，
非礼不 决 。 君 臣 、上下 、父 子 、兄 弟 ，非 礼 不 定 。 宦 学 事 师 ，非 礼 不 亲
……”（阮元，2009c：2663），刑则是以礼教化不成的后盾。《左传·昭公二
十年》载子产称：“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 夫火烈，民望而
畏 之 ，故 鲜 死焉 ；水 懦 弱 ，民 狎 而 玩 之 ，则 多 死 焉 。 故 宽 难 。 ”（阮 元 ,
2009a：4549）对此，孔子以为“善哉！ 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 猛则民
残，残则施之以宽。 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宽猛相济的刑事
政策强调刑对礼教的保障。 后世儒者也予以认同，如《汉书·贾谊传》载：
“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 ”（班固，1962：2252）《后
汉书·陈宠传》云：“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者也。 ”
（范晔，1965：1554）朱熹（2010:804）云：“圣人之意，只 为 当 时 专 用 政刑
治民，不用德礼，所以有此言。 谓政刑但使之远罪而已，若是格其非心，
非德礼不可。圣人为天下，何曾废刑政来！”这种礼刑关系建构起来的是
行为→礼→教化/刑罚的评价模式，这种模式会否定依法裁判。
从儒法对比来看，“行为→罪→刑罚”与“行为→礼→教化/刑罚”的
差异性十分明显。但随着法律儒家化的发展，“行为→罪→刑罚”的评价
模式受到“行为→礼→教化/刑罚”模式的冲击。 首先，在“一准乎礼” 11
（纪昀，2000：2161）的立法理念下，所谓法律儒家化就是实现这两者的
结合。 正如前文瞿同祖所言，法律儒家化的本质是引礼入法。 在法家看
10. 顺着儒家的思想脉络可知，存在“以礼为法”的观念，或者以礼为根本法（梁治平，2015）。
11.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一准乎礼”的立法理念具有超越时空的性质，但什么是礼以及礼的
很多内容可能会随时代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苏亦工，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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