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76 - 《社会》2021年第2期

法律儒家化、卡迪司法与礼法融合的嵌入式规范结构

为学界认识和概括中国传统法律特征的核心命题之一。 而在 1916 年出
版的《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中，韦伯认为中国传统司法模式为“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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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司法”， 其“所寻求的总是实际的公道，而不是形式法律……中国皇
帝所颁布的谕令，大抵上和西方中世纪的教皇敕令中所特有的训诲形式相
吻合，只是没有类似的、严密的法律内容。最为知名的诸令谕，并不是法
律的规范，而毋宁是法典化的伦理规范，并具有很高的文学性”（韦伯，
1995a：122）。 韦伯认为，中国古代司法（本文简称“卡迪司法”）是实质裁
判，缺乏对形式法律的尊重，这两个命题有内在联系。一方面，虽然瞿同
祖（1981：330-334）认为法律儒家化发生在魏晋法典编纂后，但此前汉
代的经义决狱等现象就已经启法律儒家化之端。 经义决狱的特征是，司
法官员可以突破现行法的束缚而引儒家经义等进行审判， 这是典型的
卡迪司法。 另一方面，作为法律儒家化的典型特征，引礼入法合乎卡迪
司法所谓“法典化的伦理规范”的界定。 然而，部分学者认为韦伯可能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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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中国古代司法模式，依法裁判仍是中国传统司法的主要特征。 而且，
近年来法律儒家化也屡遭挑战（孙家洲，1986；若江贤三，1996；崔永东，
2003:212-266；杨振红，2010；堀毅，2011；何永军，2014；杨一凡，2019），
如何认识法律儒家化命题的合理性，进而准确解释中国传统司法模式，
仍待深化。 本文试着建立模型， 反思法律儒家化的中国传统司法模式
（主要是刑事司法）。

一、 法律儒家化影响下的嵌入式规范结构

虽然法律儒家化与韦伯的观点有内在相似，但两者各有侧重。 前者
更关注立法中礼对法律规则的影响， 后者更关注司法中法官用以裁判
的规范依据，但前者会影响后者。 当引礼入法导致法律规则出现模糊性
或者承认法外之法时，法官就可以更正当地进行卡迪司法。 或者说，法
律规则的某些转变推动了卡迪司法的出现。
一般来说，法律的规范结构由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组成（张文显，
2007：117），中国传统法律也概莫能外，尤其是刑律。 5 下面试举几例：

3.不同译本对此的译法并不一样，如，洪天福译为“卡地司法”（韦伯，1995a:122），王容芬译为
“官厅司法”（韦伯，1995b：156）。 本文使用“卡迪司法”的译法，符合学界惯常用法。
4. 这在学界引起广泛争论（周永坤，2020）。
5. 瞿同祖所谓的“法律儒家化”主要指向的是中国古代刑律（李勤通，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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