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78 - 《社会》2021年第2期

法律儒家化、卡迪司法与礼法融合的嵌入式规范结构

罪的发展是刑法成熟的重要前提。 随着法律思维的进化，以特定罪
名概括某些行为的理念逐渐成熟。 7 如前引《左传·昭公十四年》载：“昏、
墨、贼，杀。 ”（阮元，2009a：4509）再如《荀子·修身篇》云：“伤良曰谗，害
良曰贼。 是谓是、非谓非曰直。 窃货曰盗，匿行曰诈，易言曰诞，趣舍无
定谓之无常，保利弃义谓之至贼。 ”（王先谦，1988a：24）荀子这些理念对
罪观念的发展显然也有影响。随着罪观念的成熟，“王者之政，莫急于盗
贼”的观点才有产生的观念基础。 罪观念在发展中曾呈现泛化的特征，
如 《左传·桓公十年》 载：“周谚有之：‘匹夫无罪， 怀璧其罪。 ’”（阮元，
2009a：3810）这里的罪就是泛化后的罪。 到战国时期，泛化后的罪受法
家影响有向法律聚拢的趋势。 法家不仅试图惩罚侵害政权的行为，而且
还以罪名统领这些行为并进行分类，从而使得法益内部形成位阶差异。
当然，这受法家“禁奸止过莫若重刑”（蒋礼鸿，1986:101）的限制。
与早期常常将罪归于君主的做法不同（周东平、李勤通，2016），法
家在一定程度上剥离了罪与君主的关系。 早期君罪意味着君主所为之
恶，而法家将君罪视为事功之无法达成。 如《商君书·算地》云：“世主之
所以加务者，皆非国之急也。 身有尧、舜之行，而功不及汤、武之略者，
此执柄之罪也。 ”（蒋礼鸿，1986：46）在这种理念下，君主的德性被认为
不是德行高尚，而是开疆拓土。 相较之下，恶意义上的罪成为评价臣民
行为的依据。 故《商君书·说民》载：“章善则过匿，任奸则罪诛。 过匿则
民胜法，罪诛则法胜民。 ”（蒋礼鸿，1986：36）法家主张建立罪与刑的密
切关系，这又建立在绝对工具主义的基础上。“法家的吏治观则建立在
性恶论基础上， 以权力中心主义为原则， 主张行政安全优先”（秦晖，
2014:144）。 正如《韩非子·二柄》所云：“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
（ 接上页） 达，2007:285]再如《尚书·西伯戡黎》载：“王曰：‘呜呼！ 我生不有命在天？ ’祖伊反
曰：‘呜呼！乃罪多，参在上，乃能责命于天？’”（孔安国、孔颖达，2007:384）罪在此是对夏桀、商
纣行为的评价，是为君罪。 但此时罪与刑仍然难以完全区分，罪观念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其本
身立刻具有独立性。 如罪的早期字形写作“ 辠”，其上自下辛的结构展现的是以工具实施刑罚
的象形，说明早期罪观念与刑罚关系密切（李勤通，2016）。 这种情况还反映在罪的应用上。 如
《 尚书·盘庚》云：“无有远迩，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 ”（孔安国、孔颖达，2007:348）这里的罪
显然是指刑罚。 秦汉时期刑罪也专指肉刑（ 冨谷至，2001:577，2006：20），还有学者认为唐律才
实现了罪刑分离（叶炜，2001），甚至还有学者认为清代仍有罪刑不分的情况（陈新宇，2007:
42），但总体上看，罪刑在发展中呈现分离状况。 因此，尽管罪有时被用来指刑，但本文仍以之
来指代与刑相区别的法律内容。 当然，这也是一种理想模型的表述方式。
7. 也应受到刑名学发展的影响（王沛，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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