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8 - 《社会》2021年第2期

征服者于连：《红与黑》和 19 世纪欧洲精神革命

（司汤达，2010：43）。 于连仅有的科学知识是为他的征服战争服务的外
科医学，他也只需要这种能应对“残酷的事实”的科学。 在《红与黑》里，
我们无数次看到于连遇到的种种残酷命运的暗示，无论他是从容还是
犹豫，最后选择的都是拿起武器。
在外科医生的教育之外，于连的自我教育对于自身性格的养成也
至关重要。 从外科医生留给他的三四十本书里， 他最珍惜的是卢梭的
《忏悔录》、拿破仑大军公报汇编和拿破仑的回忆录。 其中，《忏悔录》是
他唯一一本用来认识世界的书， 而且他的世界观同对外部世界的恨意
紧密相关，他从卢梭那里学到的不是那个绝对完美的自然状态的信念，
更不是罗伯斯庇尔打造的道德理想国， 而是无限的想象力，“他的想象
力仅仅借助这一本书去认识世界”（司汤达，2010：20）。 7
《红与黑》里许多富有感受力的人物，如谢朗神父、皮拉尔神父、德·
拉莫尔侯爵都感觉到，在于连身上存在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可怕的东
西。虔诚的信徒对它陌生，庸碌的当权者体会不到，更无法理解，这个可
怕的东西就是想象力。
在卢梭的时代， 法国外省自然淳朴的民情同巴黎的虚伪形成强烈
反差，尽管启蒙使现代人性日益趋于“我思”的抽象状态，让头脑的想象
力不受约束地漫溢扩展，但外省，尤其是日内瓦乡村的自然风土人情仍
能节制想象力，滋养它的向善倾向，用卢梭（2008：44）在《忏悔录》里的
话说，“我真想用金栅栏把这块幸福的地方围起来， 使全世界的人都来
瞻仰它。 谁尊重人类得救的纪念物， 谁就该跪拜在它的面前”。 于是，
《爱弥尔》里的让-雅克充当了神意（Providence）的指引人，引导爱弥尔
的想象力朝神意的图景发展（渠敬东，2012： 173、176），《社会契约论》
以公民宗教作结，也是为了确保公民的想象力提升到公意的水平。
然而，到了大革命后的 19 世纪，外省的风俗也败坏掉了，于连的想
象力就和叔本华笔下不断吞噬一切的意志一样，是无限的能量。 它能制
定不断攀升社会等级的理性计划，也能毫无理性地摧毁它，毁灭既定的

7. 司汤达写作《红与黑》无疑是深受卢梭的影响，他在本书里多次借于连之口点评卢梭
及其著作，而且许多情节的安排都影射了《忏悔录》，尤其于连和德·雷纳夫人间的故事，
影射了卢梭和华伦夫人、加蕾小姐、巴西勒太太等女性的交往情节（Hugo, 1952；朗西埃，
2016：62）。 限于篇幅，本文不拟介入这个复杂的内容，而是尝试从 19 世纪的思想效果史
理解司汤达的卢梭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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