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5 - 《社会》2021年第2期

社会·2021·2

是，《红与黑》诞生于极其喑哑和暗淡的时代。 到了 1829 年，虽然大革命
的硝烟还未散尽，革命和复辟的血腥斗争还在持续，仿佛再无休止之日，
仇恨、狂热和屠杀的热情弥漫在国家的各个角落，但公开的暴力不过是
肤浅的表象而已，或者是完全无趣的党派化的权力游戏。
相比于从事抽象的政治推理， 司汤达更愿意追随孟德斯鸠和伏尔泰
等先哲的脚步，从民情和风尚的角度把握时代的精神特质。 4 放眼整个
法国，自 1806 年以来，人心和风俗完全改变了旧日的模样，用司汤达的
话来说，经过拿破仑、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相继的专制统治，各级旧贵
族或新贵族对金钱和权力的贪婪，以及耶稣会的监控、告密机制把整个
国家控制得死死的。 1789 年以前法国人快乐的权利， 如今已经让位给
了“愚蠢的假正经”（司汤达，2010：502）。
和作为权力中心的巴黎相比， 广大的外省地区在相对简单的背景
里，更凸显了人心和风俗的变换，也潜在地成了司汤达眼中新英雄的发
迹场。 《红与黑》的故事就是从一个名叫“维里埃尔”的外省小城开始
的，它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是当时法国外省面貌的完美缩影。 统治这
个城市的德·雷纳市长、瓦尔诺先生、玛斯隆神父代表了主要的权力派
别，他们本质上没有区别，都是一样的自私、粗鲁、贪婪、愚蠢、虚伪，说
到底就是庸庸碌碌。
相较于这些上层，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锯木工人索雷尔父子。
作为具有一定产业的城市底层， 他们虽然靠劳动完全可以满足衣食需
要，却比贪婪的市长还会算计，懂得如何巧妙地从邻人的急躁情绪和地
产癖里榨取钱财（司汤达，2010：6）。 因为他们毫无舆论的顾忌，而且比
谁都渴望金钱，甚至觉得比他们的生命还要重要，于是算计就变得和求
生欲毫无二致。虽然外省的风光如此秀丽，但树林、河流、花草都是供人
展示权力的对象，它们甚至牵动着整个国家的政治势力的运作，卢梭笔
下的自然状态已经没有在现实立足的任何可能性。
4. 《红与黑》的方法论基础本身是一个特别值得研究的思想史问题，这既涉及司汤达本
人怎样看待孟德斯鸠、伏尔泰，尤其是卢梭等法国启蒙哲人的思想遗产，也关系到我们
如何理解大革命以来，以民情和文明议题为主导的法国社会理论传统。 无论是司汤达的
这部“ 1830 年纪事”，还是巴尔扎克《人间喜剧》里的风俗故事，都应当被纳入社会理论
的研究视野。 瓦莱里（ Paul Valéry）（2002:135-136）看到，司汤达扮演的多重角色（包括数
学家、观念学家、各式各样的社会人），以及相应采取的不同表现进路，就像在自己思想
里竖起一个喜剧舞台，使他最大程度地展现外在，尤其是内在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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